触不到的恋人

  我在60多岁时,跨越半个地球找到了我的初恋情人,可是至今我们仍没有见面,现在他已经90岁了。你们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

  1993年,婆婆和丈夫病了10多年后相继去世,丈夫的妹妹感激我对他们的悉心照顾,一定要邀请我去美国散心。说实话,我很不想去,感觉心力耗尽了。
  我刚刚重新捡起画笔,每周都要去学画。这是很多年以前他替我选的志向,我已经荒废了那么久,现在我要继续。
  没想到,签证办得特别顺利。1994年1月4日,我从上海飞往美国亚特兰大。空姐送给每位乘客一个飞鹰小挂件。看到那个小飞鹰,我眼泪就出来了。他当年在笕桥中央航校上学,制服上佩戴的就是飞鹰标志。
  1946年认识他的时候,我才13岁多一点,他24岁。我现在一闭眼,脑子里都是他当年的样子:瘦瘦高高的,穿笔挺的空军制服,笑起来很儒雅。一开口,很好听的男中音,真的会迷死很多女孩子。
  我们恋爱了3年。他在西湖边给我讲故事、念诗词,我们到灵隐寺许愿、在葛岭定情、在初阳台立下婚约……他握着我的手认真地发誓:让西湖的山山水水为我们作证,等你艺专毕业我就回来娶你。
  规划得很好的人生,却遭逢乱世。1949年,时局动荡,我们就失散了。他去了台湾,我留在杭州。
  中国有句古话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只想知道他还在不在?在哪里?
  我决定留在美国找他。每个人都认为我疯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一句英文不会,怎么在纽约生活?茫茫人海,怎么找?

  第一次见到他很有意思。我刚从西湖边回来,一进门就看到房间里人坐得满满的,我床上也坐了个人,在翻我的速写本。我气得冲过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他力气很大,捉住我的手我就动不了了。
  看我狼狈的样子,大家哈哈大笑。他盯着我看,笑着说了句:“呵,好厉害!”我傻了,就像在哪里见过他一样,好熟悉那双雾蒙蒙的眼睛。
  他叫虞维濂,是笕桥中央航校二十四期学员,入伍前是金陵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在北京出生,8岁随外交官父亲到南京,抗战时又到了四川。为了抗日,他投笔从戎,1944年12月在昆明入伍,然后到印度拉哈尔受训。抗战胜利后,他受命回笕桥重建航校。
  我考上艺专以后,和虞维濂的关系更亲密了,我们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我真巴不得时间过得快一点,明天就能长大。
  1949年年初,据说开始和谈了。当人们以为谈好了,却又打起来了。
  他的信越来越少。1949年4月3日,我跑去上海找他,他不在。部队军官问我是他什么人,我说是他女朋友。原来,我去的那天上午,虞维濂刚接到在西安驻防的任务。他上午刚飞到西安就接到通知,要他第二天回上海报到。
  第二天下午,我终于见到了3个月没有见面的他。他说他一直在生病和出差,还做过一次手术,怕我担心,就没给我写信。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仗打得这么厉害,一想到自己有可能战死,而我连16岁都不到,他就没办法面对我。
  我什么都不在乎,去找他的时候我就已经想清楚了,我一定要和他结婚,他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死也要死在一起。
  他让我回杭州,请父母写一封亲笔委托信。我还未成年,有了这封信,他带着我就有礼有节,对双方父母和家庭都好交代。
  才过了3天,上海火车站已经全是逃难的人了,乱糟糟,挤得不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趟去杭州的火车,门根本打不开,里面的人拉,他在外面推,我才从窗户爬进去。火车开动了,他还跟着火车跑了很久。我哪里想得到,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那一幕恍若昨天,而我已经60多岁了。在美国,我很快就找了份工作——到华人家里做管家。我一边打工一边想办法四处打听他的消息。
  到了1995年年底,终于有朋友反馈来消息,说虞维濂还活着,在加拿大。我放下电话,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整整10天,我都精神恍惚。
  1996年2月7日下午两点钟,我正在画画,电话铃响了。对方说是虞维濂,问有没有一位叫茅君瑶的女士。
  50年啊,人生有几个50年?听到他的声音,我整个人都在发抖,扶着墙壁号啕大哭。我们两个都在痛哭,他一边哭一边叫:“小瑶不要哭,小瑶不要哭。”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说话的语气、语调还和50年前一样温柔。我觉得自己又变成了那个13岁的小女孩。
  他说他一直在后悔,为什么当初那么食古不化,坚持要我回杭州去要一封托孤信,他对不起我。我说是我不好,当时为了劝父母留在杭州,耽误了去上海的时间。我们说说哭哭,哭哭说说,说了整整一个小时。
  那3个月时间,我们简直到了痴狂的地步,每天一封长信,打一个小时电话。

  1974年,他移民加拿大,1976年曾回国一次,专程去杭州找我。他去派出所查,都说这家人早就散了,没有音讯。他又不敢登报找,怕害了我。他对着西湖大喊了几声我的名字,哭了一场,带着遗憾回去了。
  分开的这些年,他用诗歌寄托对我的思念,那些诗他都寄到美国给我看。还给我寄来了他从小学到现在,不同时期的几十张照片,说他的一生都毫无保留地交给我了。
  他腿脚不方便,走路要用拐杖,还满温哥华去找蓝色的信笺给我写信。他当年是空军,50年前,他给我写信就是用的蓝色信纸。
  我像一块久旱的土地逢甘露,尽情地享受着他的爱。他坚持要来纽约看我,说让儿子陪他一起来。我坚决不同意。能知道对方还活着,能证实曾经那3年刻骨的爱是真的,就够了。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太太真的太好了,居然能理解我们,支持他每天给我打电话、写信。
  他让我不要担心,他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得合情合理,反正我们是不能再分开了。我说不行,我害怕,见了面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都那么大年纪,谁都经不起再折腾了。
  他考虑了几天,写信来,希望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以此来圆我们的梦。
  一个星期后,收到他寄来的提纲,密密麻麻的两万多字。那3年重要的日子、我们说过的重要的话,他都记得一清二楚。我把提纲贴在胸口,泪流满面。
  他嘱咐我,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件事,这本书的名字就叫《西湖梦》,是我们两个人的梦,也是很多当时被迫离散的中国人的梦。失散了那么多年,我们都能找到对方,分开的两岸迟早也会统一的。

  我边写边哭,重新经历了一次1946-1949。我写,他修改,好不容易写好了前三章。1997年4月,我接到儿子的信说要结婚了,请我回去主持婚礼。我才惊醒,我在美国已经3年多了。
  我说我要回去了。他在电话里哭,说分别47年,还没见面又要分开。他要我把上海的地址、电话,还有3个最好朋友的电话和地址写给他,万一把我丢掉了,他能马上再找回来。
  第二天,他给我发来一封长信,信的开头就送我一首李白的诗:“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
  他还寄来他的头发和指甲——我们生不能同床,死要同穴,希望我走的时候,他的头发和指甲能和我烧在一起。最好能把我们的骨灰撒一部分到葛岭,实在不行,像金庸小说里描写的一样,找个洞塞进去也行。
  为写这本书,又是10多年过去了。2008年,我把第一次的自印本寄给他。他收到书马上就来信了。他刚刚大病了一场,但还是认真地拿着放大镜仔细地改了他认为应该改的地方。
  现在,我快80岁,他都90岁了,走路要靠双拐,心脏也装了起搏器。他哭得太多了,眼睛几乎失明。信也少了,大概一个月一封。他的信越写越短,字越写越大。每封信末尾他都会写:白云处处长随君。
  从我回来,我们再也没有通过电话。有时候真的很想听听他的声音,但我绝对不会给他打的。我们年纪都大了,他又有高血压,不能太激动。
  上个星期刚接到他的一封信,他说自己真的是很老了,每天打盹的时间比醒着的时间多,醒着的时候又大部分时间都在回忆以前的事情,只有以前的事情才会带给他快乐。
  我现在每天没事就看看他的信,好多信我都能背出来了。我们不能通电话,我只能从来信字迹的大小、工整程度去判断他的健康状况。
  我每天都在祈祷,希望他能活100岁,我也要活久一点,每天想想对方就觉得很幸福了。

(江山美如画摘自豆瓣网,李晓林图)

触不到的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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