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

打工
  父亲第一次跑出去打工,是被村里的代雨给忽悠去的。代雨去山西挖煤,回来大讲那边怎么能挣钱发财,父亲在一旁闲听着,不知不觉就被吹得天花乱坠的代雨给打动了,想着去赌上一次,发一笔财,然后回来做一些小生意,发家致富。在代雨的嘴里,山西遍地不是乌黑的煤,而是耀眼诱人的金子。而且挖煤还毫不费力,全是机械,人坐在干净的矿车里,按一下开关,就平稳地下到了矿底,然后吊车一启动,煤就全进了筐,人呢,好像就负责看着,装满了往外运输。那现代化的挖煤方式,让父亲觉得像共产主义一样,充满了希望的光芒。
  父亲怀揣着一股子理想主义的激情,跟代雨上了路。临行前母亲蒸了一大锅馒头,让父亲带上。父亲就带了几个,然后信心满满地说:“等我回来,咱们天天吃面包。”
  从此我几乎每天都站在巷子口,张望一下父亲来时的那条路。那条泥路的尽头,是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公路。代雨和像代雨一样外出打工的男人们,就是从这条公路上消失,然后将钱寄回家的,那么父亲肯定也会从这条路上带着面包回来。那时候我会昂首挺胸地在小伙伴面前炫耀面包的滋味,还有意无意地将父亲可能送给我的新文具带在身上,让小伙伴们看到了,发出一声声让我心满意足的赞叹。
  我还时不时地在小伙伴面前炫耀,炫耀父亲出去打工,很快就要回来了,去打工的山西遍地都是黄金,父亲只是随便去捡拾一些金子回来。母亲也跟我一样,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遇到去打工的,会变相地夸父亲一句:“我们家那口子也出去了,年底回来,也不知会不会累瘦了。”别人听了,就笑嘻嘻地让母亲的虚荣心膨胀一下:“哪会瘦了呢,都说山西挖煤的有钱得很,在外面吃得好喝得好,肯定变胖了吧。”母亲听了心里喜滋滋的,轻飘飘地回家做饭去了。
  父亲在我和母亲这样朝人夸耀了半年之后,终于回来了。他回来的那天,毫无征兆,我和母亲吃完了晚饭,乘凉到星星稀了,便要关了灯打算睡觉。刚刚插上门,灯还没有来得及熄呢,就听见有人在敲铁门。那声音有些不太自信,很低,但非常持久,一下一下地,敲得让人有些心慌。母亲一下子从床上站起来,朝窗外看了看,当然什么也看不见。我给母亲壮胆,说:“娘,我拿手电筒,跟你一块儿去。”我没敢说去看贼,尽管我心里其实怕得要死。母亲大概也怕吧,否则不会点点头,示意我跟在后面。
  离门口还有几米远的时候,母亲用明显发颤的声音壮胆问道:“谁?”门外的人停了片刻才小声回复道:“我。”母亲有些犹豫是不是父亲,但还是走过去,从门缝里看了一眼外面的人。母亲打开门,看到父亲站在面前,还是不太能确定那个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男人就是父亲,是我喊了一声“爹”之后,母亲才忽然哭了出来:“你怎么混成这样了?”父亲没吭声,将门锁上,提着去的时候背的那个黑色的破书包,灰溜溜地进了屋。
  母亲给父亲打来一盆水,让他洗漱。父亲好一番收拾,刷牙洗脸刮胡子,又将脏衣服给脱了,找出干净衣服换上后,才不耐烦地对一旁唠唠叨叨的母亲丢一句:“睡吧,我累了,明天再说。”
  我和母亲一心一意期待的见面,当然不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想象中,父亲是荣归故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破衣烂衫地走进家门。他还会用尼龙袋装满我叫不出名来的水果,给我买一堆漂亮的玩具,母亲的衣柜里,也会多出几件时髦的衣服来,让她在村子里走上一圈,收获一箩筐女人的啧啧赞叹声。而且父亲一定是在白天所有人都出门的时候,气宇轩昂地走进村子里的,而不是像见不得人的小偷一样,选择在夜晚溜进家门。
  这些疑问,如今不用再问,也能从父亲落魄的容颜里窥出,这一次出门打工,父亲被人骗了。果然,第二天,父亲心情好一些了,才愧疚地将进了黑煤窑的事情讲给了我们。想着父亲差一点就丢了性命,再也无法回来,我和母亲心一软,也就原谅了他。但对夸耀山西煤矿的代雨,母亲还是狠狠地骂了一通,尤其在他登门看望父亲的时候,母亲差一点将他关在门外。
  很久之后,父亲回忆年轻时峥嵘岁月的时候,我才从他口中听到关于山西的只言片语。父亲那时已经可以平淡地讲述这段经历,提及在煤窑里生活的艰辛:他推车俯冲而下的时候,差点一头栽进深不见底的煤窑里,再也爬不上来。讲述时,父亲的脸上看不出太多的难过。他甚至还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他和代雨逃票下车后,想去镇上澡堂里洗个澡,但捏一捏口袋里薄薄的一张纸币,还是忍住了。在临近村子的时候,父亲用那张纸币买了一斤橘子,放在了破旧的书包里。我没有告诉父亲那橘子的味道,我其实一直念念不忘——酸的,涩的,让人忍不住皱眉的,但我却努力地吃了两个橘子,并咧开嘴巴,告诉父亲“橘子真甜”。
  父亲再想起打工这一档子事来,已经五十多岁了。只不过,这一次打工是在县城,而不是遥远的山西。那时村子里早已有了萧条破败之气,很少有人再靠种地为生,大家都像候鸟一样,种完地便离开了村子,去北京、上海或者广东。有的为了儿子能有个媳妇,跑去城郊买一套小产权房,而后骑着三轮车到城里去做生意。更有人直接将地给了别人,全家都搬迁至县城。父母始终舍不得将七亩地扔掉,也就开始了在县城租房子打工的两地奔波的生活。
  父亲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园林所里打扫卫生,工作看似清闲,却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回家劳作。后来无意中他帮园林所疏通了一次下水道后,便走上了专门帮人疏通下水道、更换马桶的路。这条路不需要老板,不需要多少技术,只要有体力、有耐心、有吃百家饭的勇气,能够将写着手机号码的小广告贴遍大街小巷,让人能够一眼便可以窥到,而且城管还无法将号码给刮下来,那么就能够在县城里时不时地有活可干。当然,有时很忙,东奔西走,一天能将县城绕好几圈;有时,却一整天两个手机都静悄悄的,枯坐着让人等得心烦。母亲是急性子,在家里看着父亲无所事事,常常会着急,做饭也做得没有心思,一不小心,就将饭烧煳了,或者心不在焉地放了两次盐在菜里,让父亲呸一下吐出来,骂一声娘。母亲也毫不示弱,这样便免不了战争。
  那时的我,已经在读大学,可以免去听他们毫无意义的争吵。只是苦了正在县城借读初中的弟弟,在租来的狭小的房子里,他不知道是该劝阻还是保持沉默,最后看着战争有升级的趋势,他也就只好躲出去,沿着墙根一直走,走到一个养鱼的大水塘附近,在垃圾堆旁边坐下来,看着浑浊的水发呆。偶尔,有小混混会来诱惑弟弟加入帮派,弟弟为人老实,怕,跟他们敷衍几句,就匆匆走了。最后走来走去,发现没有朋友可找,只好在租来的破旧的房子门口坐下来,看着天空发呆。
  这样的生活,在父亲的努力之下,慢慢有了改善。五年以后,父亲便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县城买了一套二层的小产权房,全家人自此在县城立了足。这时的父亲,打的工更杂,只要挣钱,他什么都做。他帮人修过水龙头,搬运过东西,改过下水道,安装过马桶,收购过废纸。他从来不嫌弃那些工作太脏太累。因为在城里买了楼房,便被村人嫉妒,村人嘲讽父亲“干的是挖厕所的臭活”,遇到父亲还故意做出掩鼻而过的动作,但是父亲只是笑笑,什么也不说,继续在县城里打工。
  吃百家饭,免不了要和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打交道。我想父亲这一生结识的人,大概比走南闯北的我结识的还要多。他遇到过小气的中学老师,好心的退休老太太,吝啬的饭店老板,善良的小姑娘,也遇到过欠工钱不给还狗一样冲他咆哮的包工头。父亲很少跟我提及这些或许让他感觉屈辱的经历,他只是回到家,将安装完马桶的手洗得干干净净,便一脸倦容地吃饭,或者休息。
  只是有一年,弟弟着急中打电话向我求助,我才知道父亲在县城打工原是这样不易。一个做工程的无赖,欠了父亲疏通下水道的三千多块工钱不给,父亲在一年后上门讨要,那无赖矢口否认,还找来两个小混混,当场给父亲一记耳光。母亲闻讯后跑过来,本想着帮父亲讲理,却让那小混混拿起棍棒照头劈来,母亲一下子被打晕在地。父亲很快报了案,但公安局不作为,一个劲儿推脱说找不到那个连父亲都不知道名字的无赖。无助之下,弟弟找我,我震惊又心疼,找了一个有亲戚在公安局的同学,帮忙催促办理此案。当我告诉父亲,事情会很快解决时,他却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没事,别操心了,你忙你的。”我差一点哭出来,想要指责父亲为何一定要找无赖要钱,而且这样的活原本可以不做,可是想想父亲那时一定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的尴尬与难堪,也就忍住了眼泪,和他一样,假装事情并不重要,安慰几句,就匆匆挂了电话。
  最终,父亲熬不起打官司的费用和精力,只能同意让弟弟花三千块钱,雇来县城一个专门负责帮人讨债的人,去无赖那里讨来一万块钱医药费,私了了此事。这些都是后来弟弟告诉我的,父亲对我只字未提,我也从来不去问父亲与这件事情有关的更多细节。我们心照不宣地选择了回避,好像那是一块伤疤,只要提起,就会有重新揭开伤疤撒上一层盐的疼痛。
  我想,在天南海北打工的人们,他们一定有和父亲一样疼痛而屈辱的经历,只是,他们也和父亲一样选择了沉默,只将那光鲜的一面展示给人。就像那一年父亲从山西逃回家里,选择了在镇上躲过白天,趁着夜色才悄悄溜回村子里一样。
  (曼 凡摘自《散文》2014年第11期,戴晓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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