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在酒里的老头

泡在酒里的老头
  妈妈高兴的时候,管爸叫“酒仙”,不高兴的时候,爸又变成了“酒鬼”。做酒仙时,他散淡洒脱,诗也溢彩,文也隽永,书也飘逸,画也传神;当酒鬼时,他口吐狂言,歪倒醉卧,毫无风度。仙也好,鬼也罢,他这一辈子,说是在酒里“泡”过来的,真是不算夸张。据爸说,他在十来岁时已经在他父亲的纵容下,能够颇有规模地饮酒。打那时起,一发不可收拾,酒差不多成了他的命根子。很难想象,若有三天五日见不到酒,他的日子该如何打发。
  最初形成“爸与酒”的印象是在我三四岁的时候,那也算是一种“启蒙”吧。说来奇怪,那么小的孩子能记住什么?却偏把这件事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了。
  保姆在厨房里热火朝天地炒菜,还没开饭。爸端了一碟油炸花生米和一个满到边沿的玻璃杯自顾自地先上了桌。我费力地爬上凳子,跪在那儿直勾勾地看着他,吃几粒花生,抿一口酒,嘎巴嘎巴,吱拉吱拉……我拼命地咽口水。爸笑起来,把我抱到腿上,极有耐心地夹了几粒花生米喂给我,然后用筷子指指杯子:“想不想尝尝世界上最香的东西?”我傻乎乎地点头。爸用筷子头在酒杯里点了一下,送到我的嘴里——又辣又呛,嘴里就像要烧起来一样!我被辣得没有办法,只好号啕起来。妈闻声赶来,又急又气:“汪曾祺!你自己已经是个酒鬼,不要再害我的孩子!”
  五岁的时候,我再次领略了酒的厉害。那一年,爸被“补”成了“右派”,而我们对这一变故浑然不知。爸约了一个朋友来家喝酒。在昏暗的灯光下(也许只是当时的感觉),两人都阴沉着脸,说的话很少,喝的酒却很多。我正长在不知好歹的年龄里,自然省不下“人来疯”,抓起一把鸡毛掸子混耍一气……就在刹那间,对孩子一向百依百顺的爸忽然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他一把拎住我,狠狠地将我掀翻在床上,劈手夺过毛掸,没头没脑地一顿狂抽。我在极度的惊恐中看到了他被激怒的脸上那双通红的眼睛,闻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浓烈的酒气。一个五岁的孩子,只能有一个反应,就是咧开大嘴痛哭一场,赖声赖气地哭得自己头都昏了……后来我总是提醒爸爸:“你打过我!”他对这唯一的“暴力事件”后悔不已,说:“早知道你会记一辈子,当时我无论如何都会忍一忍。”
  我对爸说:“我不记恨你,我只是忘不掉。”
  爸结束了“右派”生涯,从沙岭子回到北京时,我们家住在国会街。他用很短的时间熟悉了周围的环境,离家最近的一家小酒铺成了他闭着眼睛都找得到的地方。酒铺就在宣武门教堂的门前,是一间窄而长的旧平房,又阴暗,又潮湿。一进门的右手是柜台。柜台靠窗的地方摆了几只酒坛,坛上贴着红纸条,标出每两酒的价钱:八分,一毛,一毛三,一毛七……酒坛的盖子包着红布,显得古朴。柜台上排列着几盘下酒菜:盐煮花生,拍黄瓜……门的左手是四五张粗陋的木桌,桌前坐着散散落落的酒客:有附近的居民,也有拉板车路过的,没有什么“体面”的人。
  爸许愿给我买好吃的,拉我一起去酒铺。(妈说,哪儿有女孩子去那种地方的?)跨过门槛,他就融进去了,老张老李地一通招呼。我蹲在地上,用酒铺的门一个一个地夹核桃吃。已经有一大堆核桃皮了,爸还在喝着、聊着,天南地北,云山雾罩。催了好几次,一动都不动。终于打算离开,可是他已经站立不稳了。拉着爸走出酒铺时,听见身后传来老王口齿不清的声音:“我……告诉你们,人家老汪,不是凡人!大编剧!天才!”回头看了一眼,一屋子人都醉眼蒙眬的,没有人把老王的话当真——老王后来死了,听说是喝酒喝死的。回家的路上,爸在马路中间深一脚浅一脚地打晃,扶都扶不住,害得一辆汽车急刹车,司机探出头来大骂“酒鬼”,爸目光迷离地朝司机笑。我觉得很丢人。回到家里,他倒头便睡,我可怜巴巴地趴在痰盂上哇哇地呕吐,吐出的全是嚼烂了的核桃仁!
  “文革”初期,爸被打入了“黑帮”行列,有一段时间,被扣了工资。于是,家里的财政状况略显吃紧。妈很有大将风度,让我这个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的孩子管家。每月发了工资,交给我一百块钱(在当时是一大笔钱了),要求是,最合理地安排好柴米油盐等家庭日常开销。精打细算以后,我决定每天发给爸一块钱。爸毫无意见,高兴地说:“这一块钱可以买不少东西呢!”他屈指算着:“五毛二买一包香烟,三毛四打二两白酒,剩一毛多钱,吃俩芝麻火烧!”“中午别喝酒了,”我好言相劝,“又要挨斗,又要干活儿,吃得好一点。”爸很精明地讨价还价:“中午可以不喝,晚上的酒你可得管!”
  一天早晨,已经发给爸一块钱,他还磨磨蹭蹭地不走。转了一圈,语气中带着讨好:“妞儿,今儿多给几毛行吗?”“干吗?”“昨儿中午多喝了二两酒,钱不够,跟人借了。”我一下子火了起来:“一个黑帮,还跟人借钱喝酒?谁肯借给你!”爸嘀咕:“小楼上一起的。”(小楼是京剧团关“黑帮”的地方)我不容商量地拒绝了他。被我一吼,爸短了一口气,捏着一块钱,讪讪地出了门。
  晚饭后,酒足饭饱的爸和以往一样,又拿我寻开心:
  胖子胖,
  打麻将。
  该人钱,
  不还账。
  气得胖子直尿炕!
  我也不甘示弱,不紧不慢地说:“胖子倒没欠账,可是有人借钱喝酒,赖账不还,是谁谁知道!”爸被我回击得只剩了臊眉耷眼的份儿了。第二天,爸一回家,就主动汇报:“借的钱还了!”我替他总结:“不喝酒,可以省不少钱吧?”他脸上泛着红光,不无得意地说:“喝酒了。”“嗯?”“没吃饭!”
  我刚从东北回北京的那段日子,整天和爸一起待在家里。他写剧本,不坐班;我待业。一到下午三点来钟,爸就既主动又迫切地拉着我一起去甘家口商场买菜。我知道,买菜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借口,他真正的盼头在四点钟开门的森隆饭庄。出门前,爸总要检查一下他的小酒瓶带了没有。买了菜,马上拐进森隆。饭庄刚开门,只有我们两个顾客。爸给我要一杯啤酒,他自己买二两白酒,不慌不忙地嘬着。喝完了,掏出小酒瓶,再打二两,晚饭时喝。我威胁他:“你这样喝,我要告诉妈!”爸双手抱拳,以韵白道:“有劳大姐多多地包涵了!”有次他自己去买菜,回来倒空了菜筐,也没找到那只小酒瓶。一个晚上,他都有点失落。第二天我陪他去森隆,远远看见那瓶子被高高摆在货架顶上。爸快步上前,甚至有些激动:“同志!”他朝上面指指,“那是我的!”服务员是个小姑娘,忍了半天才憋住笑:“知道是您的!昨天喝糊涂了吧?我打了酒一回头,您都没影儿了!”
  爸喝酒的事一向受到妈妈的严格管制,后来连孙女们都主动做监管员。汪朗的女儿和我女儿小的时候,如果窥到爷爷私下喝酒,就高声向大人告发,搞得爸防不胜防,狼狈不堪。一次老头儿在做菜时“偷”喝厨房的料酒,又被孩子们撞到,孙女刚喊奶奶,老头儿连忙用手势央求。她们命令爷爷弯下腰,张开嘴,俩孩子踮着脚尖嗅来嗅去,孩子们对黄酒的气味陌生,老头儿因此躲过一顿痛斥。
  多年以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回家看爸爸妈妈。爸缩在床上,大汗淋漓,眼里泛出黄黄的颜色。问他怎么了,他痛苦不堪地指指肚子,我们以为是肝区。唉,喝了那么多年的酒,真的喝出病来了。送爸去医院前,妈非常严肃地问:“今后能不能不再喝酒?”爸缩作一团,咬着牙,不肯直接回答。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歹把爸弄到诊室的床上,医生到处摸过叩过,又看了一大沓化验单,确诊为“胆囊炎急性发作”。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蹲下为爸穿鞋,顺便问大夫:“今后在烟酒上有什么限制?”话音未落,很明显地感到爸的脚紧张地僵了一下。大夫边填处方,边漫不经心地说:“这个病与烟酒无关。”
  “嘻嘻……”爸马上捂着嘴窃笑,简直像是捡了个大便宜。刚刚还挤满了痛苦皱纹的那张脸,一瞬间绽出了一朵灿烂的花儿,一双还没有褪去黄疸的眼睛里闪烁着失而复得的喜悦!刚进家门,爸像一只虾米似的捂着仍在作痛的胆区,朗声宣布:“我还可以喝酒!”
  然而,科学就是科学,像爸这样经年累月地泡在酒里,铁打的肝也受不了。在他晚年时,他的酒精性肝炎发展为肝硬化,医生明确地指出问题的严重性。爸在他视为生命的写作和酒之间进行了折中处理:只饮葡萄酒,不再喝白酒。在一段时间里,他表面上坚持得还算好,当然免不了小动作。
  1997年4月底,爸应邀去四川参加“五粮液笔会”。临行前,我们再三警告他不准喝白酒。爸让我们放心,说他懂得其中的利害。笔会后爸回到北京,发现小腿浮肿,没过几天,5月11日夜里,爸因肝硬化造成的食道静脉曲张破裂而大量吐血。这次他真的知道了利害。在医生面前,他像一个诚实的孩子:“在四川,我喝了白酒。”爸费力地抬起插着输液管的手,用拇指和食指比画着,“这样大的杯子,一共六杯。”
  爸喝酒的事一直是我们全家的热门话题。无论谁怎样努力,都没有办法把他与酒分开。和爸共同生活的四十多年里,我们都明白,酒几乎是他那闪光的灵感的催化剂,酒香融散在文思泉涌中。记得有一次和爸一起看电视,谈到生态平衡的问题,爸说:“如果让我戒了酒,就是破坏了我的生态平衡。那样活得再长,又有什么意思!”也许,爸爸注定了要一生以酒为伴。酒使他聪明,使他快活,使他的生命色彩斑斓。这在他,是幸福的。
  (彭慧慧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独酌》一书,李 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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