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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被我发现了！”
尖而高的声音从厨房窗外传进来，说话的是我们那长睫毛的老三。俗话说得好：“大的傻，二的乖，三的歪。”她总比别人名堂多。
这一声尖叫引起了反应，睡懒觉的老大、吃点心的老二，连那蹒跚学步的老四，都奔向厨房去了。正在洗脸的我，也不由得向窗外伸一伸头，只见四个脑袋扎作一堆，正围在那儿看什么东西。啊，糟了！我想起来了，那是放簸箕的地方，昨天晚上……“看！”仍然是歪姑娘的声音，“这是什么？橘子皮、花生皮，还有……”
“陈皮梅的核儿！”老大说。
“包酥糖的纸！”老二说。
然后四张小脸抬起来冲着我。长睫毛的那个，把眼睛使劲挤一下，头一斜，带着质问的口气说：“讲出道理来呀！”
我望着正在刮胡子的丈夫，做无可奈何的苦笑状。我的道理还没有编出来呢，又来一嗓子干脆的：“赔！”
没话说，最后我们总算讲妥了，以一场电影来赔偿我们昨晚偷吃东西的过失。因为偷吃东西是我们在孩子们面前所犯的最严重的欺骗罪。
我们喜欢在孩子们睡觉以后吃一点东西，没有人抢，没有分配不均的纠纷。在静静的夜里，我们一面看着书报，一面剥着士林的黄土炒花生，窸窸窣窣，好像夜半的老鼠在字纸篓里翻动花生壳的声音。
我们随手把壳塞进小几上的玻璃烟灰缸里，留待第二天再倒掉。可是第二天问题就来了，群儿早起，早在仆妇还没打扫之前，就发现了塞满垃圾的烟灰缸。
“哪儿来的花生皮？”我被质问了，匆忙之间拿了一句瞎话来搪塞：“王伯伯来了，带了他家大宝，当然要买点东西……给他吃呀！”我一说瞎话就要咽吐沫。
但是王伯伯不会天天带大宝来，我们的瞎话被揭穿了，于是孩子们防备起我们偷吃东西来了。他们每天早晨检查烟灰缸、字纸篓。我们不得不在偷吃之后，做一番灭迹工作。
“我一定要等，”有一次我们预备去看晚场电影，在穿鞋的时候，听见老二对老三说，“他们一定会带东西回来偷吃的。”
“我也一定不睡！”老三也下了决心。
这一晚我们没忘记两个发誓等待的孩子，特意多买了几块泡泡糖。可是进门没听见欢呼声，天可怜见！一对难姊难妹竟合坐在一张沙发上睡着了！两个小身体裹在我的一件大衣里，冷得缩成一团。墙上挂的小黑板上写了几个粉笔字：“我们一定要等妈妈买回吃的东西。”旁边还很讲究地注上拼音符号呢！
把她们抱上床，我试着轻轻地喊：“喂，醒醒，糖买回来啦！”四只眼睛努力地睁开，可是一下子又闭上，她们实在太困了。
小孩子真的这么好欺骗吗？起码我们的孩子不是的。第二天早上，當她们在枕头边发现留给她们的糖，高兴得直喊“奇怪”，她们忘记是怎么没等到妈妈就回到床上睡的了。
但是这并没有减轻我们做灭迹工作的热情，当烟灰缸、字纸篓都失效的时候，我居然怪聪明地想到厨房外的簸箕。谁想还是“人赃俱获”了呢！
讲条件也不容易，他们喊价很高，一场电影、一个橘子、一块泡泡糖，电影看完还得去吃四喜汤团。一直压到最后只剩一场电影，是很费了一些口舌的。
逢到这时，母亲就会骂我：“惯得不像样儿！”她总嫌我不会管孩子，我承认这一点。但是母亲说这种话的时候，完全忘记她自己曾经也有几个淘气的女孩子了！
我实在不会管孩子，我的严肃的面孔常常被我那不够严肃的心情击破。这种情形，似乎我家老二最能给我道破。
火气冒上来收敛不住，被我一顿痛骂后的小脸蛋儿都傻了。发泄最痛快，在屋小、人多、事杂的我们的生活环境中，孩子们有时犯些不太紧要的过错，也不由得让人冒火儿，其实只是想借此发泄一下罢了。怒气消了，怒容还挂在脸上，我们对绷着脸。但是孩子们挨了骂的样子，实在令人发噱。我努力抑制住几乎要发出的狂笑，把头转过去不看他们;或者用一张报纸遮住脸，立刻把噘着的嘴唇松开来。这时我就会听见老二的声音，她轻轻地对老三说：“妈妈想笑了！”
果然我真忍不住笑了起来，孩子们恐怕也早就想笑了吧。我们笑成一团，好像在看滑稽电影。
我曾经把我的孩子们称为三只丑小鸭，但这个称号在维持了八年之后的去年却不适宜了，因为我们又有了第四只。我用食指轻轻地画着她的小红脸，心中一片快乐。看着这个从我身体里分化出来的小肉体，她给了我许多人生神秘和奥妙的感觉，所以我整天搂着我的婴儿，不断地亲吻和喃喃自语。我北平的朋友用艳羡的口吻骂我：“瞧，疼孩子疼得多蠢！”人生有许多快乐的事情，但没有比做一个新生婴儿的母亲更快乐的了。
我是快乐的女人，我们的家一向充满喜剧气氛，随时都有令人发笑的可能，那么天赐我四只鸭子，是有道理的了！
（生如夏花摘自青岛出版社《爸爸的花椒糖》一书，沈 璐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