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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是近60年前和黄旭华一起被选中的中国第一代核潜艇人，29个人，当时平均年龄不到30岁。一个甲子的风云变幻、人生沧桑，由始至今还在研究所“服役”的就剩黄旭华一人。“我们那批人都没有联系了，退休的退休，离散的离散，只剩下我一个人成了‘活字典’。”
这句话听来伤感。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活字典”黄旭华和1988年共同进行核潜艇深潜试验的100多人还有联系。那是中国核潜艇发展历程上的“史诗级时刻”——1988年，中国核潜艇在南海进行了极限深度的深潜试验。有了这第一次深潜，中国核潜艇才算走完研制的全过程。
这个试验有多危险呢？“艇上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潜入水下数百米后，可以承受1吨的重压。对于100多米长的艇体，任何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严，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黄旭华当时已是总设计师，知道许多人对深潜试验提心吊胆：“美国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比我们的好得多，设计的深度是水下300米。结果1963年进行深潜试验，下潜不到190米就沉了，原因也找不出来，艇上129个人全找不到了。而我们的核潜艇没一个零件是进口的，全部是自己做出来的，一旦下潜到极限深度，会不会像美国核潜艇一样回不来？大家的思想负担很重。”
深潜试验当天，南海浪高1米多。艇慢慢下潜，先是10米一停，再是5米一停，接近极限深度时1米一停。钢板承受着巨大的水压，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中，黄旭华依然全神贯注地测量和记录各种数据。核潜艇到达极限深度，然后上升，等上升到安全深度，艇上顿时沸腾了。人们握手、拥抱、哭泣。有人奔向黄旭华：“总师，写句诗吧！”黄旭华心想，我又不是诗人，怎么会写？然而激动难抑。“我就写了4句打油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一个‘痴’字，一个‘乐’字，我痴迷核潜艇工作一生，乐在其中，这两个字就是我一生的写照。”
二
对大国而言，核潜艇是至关重要的国防利器之一。有一个说法是：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燃料，就可以让潜艇巡航6万海里;假设换成柴油作燃料，则需要近百节火车皮的体量。
黄旭华用了个好玩的比喻：“常规潜艇是憋了一口气，一个猛子扎下去，用电瓶全速巡航1小时就要浮上来喘口气，就像鲸鱼定时上浮。核潜艇才可以真正潜下去几个月，在水下环行全球。如果再配上洲际导弹，配上核弹头，不仅有核打击力量，而且有核报复力量。有了它，敌人就不大敢向你发动核战争，除非敌人愿意和你同归于尽。因此，《潜艇发展史》的作者霍顿认为，导弹核潜艇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正因如此，1958年，在启动“两弹一星”的同时，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启动研制核潜艇。中国曾寄希望于苏联的技术援助，然而1959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时傲慢地拒绝了：“核潜艇技术很复杂，要求高、花钱多，你们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来研制。”毛泽东闻言，愤怒地站了起来。赫鲁晓夫后来回忆：“他挥舞着巨大的手掌说，你们不援助算了，我们自己干！”此后，毛泽东在与周恩来、聂荣臻等人谈话时发誓道：“1万年也要搞出来！”
就是这句话，坚定了黄旭华的人生走向。中央组建了一个29人的造船技术研究室，大部分是海军方面的代表，黄旭华则作为技术骨干入选。苏联专家撤走了，全国没人懂核潜艇是什么，黄旭华也只接触过苏联的常规潜艇。“没办法，只能骑驴找马。我们想了个笨办法，从国外的报刊上搜罗有关核潜艇的信息。我们仔细甄别这些信息的真伪，拼凑出一个核潜艇的轮廓。”
黄旭华至今保留着一把“前进”牌算盘。当年还没有计算机，他们就分成两三组，分别拿着算盘计算核潜艇的各项数据。若有一组的结果不一样，就从头再算，直到各组数据完全一致。
还有一个“土工具”，就是磅秤。黄旭华在船台上放了一个磅秤，每件设备进艇时，都得过秤，记录在册。施工完成后，拿出来的管道、电缆的边角余料，也要过磅登记。黄旭华称之为“斤斤计较”。就靠着磅秤，数千吨的核潜艇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和设计值完全吻合。
1970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1日建军节，交付海军使用。作为祖国挑选出来的1/29，黄旭华从34岁走到了知天命之年，把最好的年华铭刻在大海利器上。
三
准确地说，黄旭华是把最好的年华隐姓埋名地刻在核潜艇上。
“别的科技人员，是有一点成果就抢时间发表;你去搞秘密课题，是越有成就越得把自己埋得更深，你能承受吗？”老同学曾这样问过他。
“你不能泄露自己的单位、自己的任务，一辈子都在这个领域，一辈子都当无名英雄，你若评了劳模都不能发照片，你若犯了错误只能留在这里扫厕所。你能做到吗？”这是刚参加研制核潜艇工作时，领导对他说的话。93岁的黄旭华回忆起这些，总是笑：“有什么不能的？比起我们经历过的，隐姓埋名算什么？”
黄旭华出身于广东海丰行医之家，上初中时，日寇入侵，附近的学校关闭了。14岁的他在大年初四辞别父母兄妹，走了整整4天崎岖的山路，找到聿怀中学。但日本飞机的轰炸越来越密集，这所躲在甘蔗林旁边、用竹竿和草席搭起来的学校也坚持不下去了。他不得不继续寻找学校，慢慢地越走越远，梅县、韶关、坪石、桂林……1941年，黄旭华辗转来到桂林中学。
1944年，豫湘桂会战打响，中国守军节节败退，战火烧到桂林。黄旭华问了老师3个问题：“为什么日本人那么疯狂，想登陆就登陆，想轰炸就轰炸，想屠杀就屠杀？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好好生活，而要到处流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为什么中国这么大，我却连一个安静读书的地方都找不到？”老师沉重地告诉他：“因为我们中国太弱了，弱国就要受人欺凌。”黄旭华下了决心：我不能做医生了，我要学科学，科学才能救国。我要学航空、学造船，不让日本人再轰炸、再登陆。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收到中央大学航空系和交通大学造船系的录取通知书。他想：我是海边长大的，对海有感情，那就学造船吧！
交通大学造船系是中国第一个造船系。在这里，黄旭华遇到了辛一心、王公衡等一大批从英美学成归国的船舶学家。名师荟萃，成就了黄旭华这颗日后的火种。
时至今日，年轻人在面对黄旭华时，很容易以为，像他这样天赋过人、聪明勤奋的佼佼者，是国家和时代选择了他。然而走近他才会懂得，是他选择了这样的人生。1945年“弃医从船”的选择，与1958年隐姓埋名的选择，1988年亲自深潜的选择，是一条连续的因果链。
他一生都选择与时代同行。
四
人生是一场“舍得”，有选择就有割舍。被尊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黄旭华，他的割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从1938年离家求学，到1957年去广东出差时回家，对这19年的离别，母亲没有怨言，只是叮嘱他：“你小时候四处都在打仗，回不了家。现在社会安定了，交通方便了，母亲老了，希望你常回来看看。”
黄旭华满口答应，怎料这一别竟是30年。“我既然从事了这样一份工作，就只能淡化跟家人的联系。他们总会问我在做什么，我怎么回答呢？”于是，对母亲来说，他成了一个遥远的信箱号码。
直到1987年，身在广东海丰的老母亲收到了一本三儿子寄回来的《文汇月刊》。她仔细翻看，发现其中一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介绍了中国核潜艇黄总设计师的工作，虽然没说名字，但提到了他的妻子李世英。这不是三儿媳的名字吗？哎呀，黄总设计师就是30年不回家的三儿子呀！老母親赶紧召集一家老小，郑重地告诉他们：“三哥的事，大家要理解、要谅解！”这句话传到黄旭华耳中，他哭了。
第二年，黄旭华去南海参加深潜试验，抽时间匆匆回了趟家，终于见到阔别30年的母亲。父亲早已去世，他只能在父亲的坟前默默地说：“爸爸，我来看您了。我相信您也会像妈妈一样谅解我。”
提及这30年的分离，黄旭华的眼眶红了。我们轻声问：“忠孝不能两全，您后悔吗？”他轻声但笃定地回答：“对国家尽忠，是我对父母最大的孝。”
幸运的是，他和妻子李世英同在一个单位。他虽然什么也不能说，但妻子都明白。没有误解，但有心酸：从上海举家迁往北京，是妻子带着孩子千里迢迢搬过去的;从北京迁居气候条件恶劣的海岛，过冬的几百斤煤球是妻子和女儿一点点扛上楼的;地震了，还是妻子一手抱一个孩子拼命跑。她管好了这个家，却不得不放弃原本同样出色的工作，事业归于平淡。妻子和女儿有时会跟他开玩笑：“你呀，真是个‘客家人’，回家做客的人！”
聚少离多中，也有甘甜的默契。“很早时，她在上海，我在北京。她来看我，见我没时间去理发店，头发都长到肩膀了，就借来推子，给我理发。直到现在，仍是她给我理。这两年，她说自己年纪大了，叫我行行好，去理发店。我呀，没答应，习惯了。”黄旭华笑着说。结果是，李世英一边嗔怪着他，一边细心地帮他理好每一缕白发。
“试问大海碧波，何谓以身许国。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磊落平生无限爱，尽付无言高歌。”这是2014年，词作家闫肃为黄旭华写的词。黄旭华从不讳言爱：“我很爱我的妻子、母亲和女儿，我很爱她们。”他顿了顿，“但我更爱核潜艇，更爱国家。我此生没有虚度，无怨无悔。”
“对您来说，祖国是什么？”
“列宁说过的，要他一次把血流光，他就一次把血流光;要他把血一滴一滴慢慢流，他愿意一滴一滴慢慢流。一次流光，很伟大的举动，多少英雄豪杰都是这样。更难的是，要你一滴一滴慢慢流，你能承受得了吗？国家需要我一天一天慢慢流，那么我就一天一天慢慢流。”
“一天一天，流了93年，这血还是热的？”
“因为祖国需要，就应该这样热。”
（张晓玛摘自《环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