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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底，孙中伦将完成硕士学业。他出生于1994年，在剑桥大学的人类社会学系就读。在过去的几年里，每当暑假，孙中伦就会回国参与各种社会实践。他在北京的单向街书店当过店员，去甘肃定西做过支教老师，在成都漆器厂当过学徒工。2015年的时候，他孤身南下东莞，在一家电子厂当了两个月的打工仔。
在最简陋的教室及那些被机器轰鸣声淹没的车间里，孙中伦遇到了他的同龄人和一个陌生的当代中国，“那里有打铁声，塑胶味，一群忙碌无言的人和一堆日夜不休的机器”。孙中伦说：“我真的无能为力，为他们做不了什么，我就是想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
距离他打工的工厂300米远，是亚洲最大的观澜湖高尔夫球场，那里出没着这个时代的成功者，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子女。根据中欧商学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一半左右的企业家二代表示对继承他们父辈的产业兴趣不大。孙中伦的家乡在江苏江阴，那里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富裕起来的乡镇，与他的祖父年纪相近的吴仁宝是第一代著名农民企业家，他领导的华西村一度号称“天下第一村”。如今，吴仁宝已经去世，由他的3个儿子领导的华西集团正面临严峻的转型压力。
40年来，一切已经出现的、正在发生的，都无可厚非。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如同一粒被糖衣包裹着的巧克力，它也许是甜腻的，也许是苦涩的。
在这轮经济变革开始的1978年，全体国民并不知道未来之路通往何处。他们能告诉自己的是，必须从贫瘠中逃离出来，无论用怎样的手段，都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到2008年的时候，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奥运会的盛大举办，给全民留下了一段激荡的岁月记忆。
又过了10年，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孙中伦们也成熟起来的时候，新的国民命题开始出现。人们发现，旧有的机遇、经验和能力消失了，贫富悬殊替代物质发展成为新的挑战，甚至连互联网也形成了让人畏惧的垄断性力量。
从1978年的徘徊苦闷，到2018年的激越亢奋，40年来，中国以空前的创造力，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和格局。
从年广久、吴仁宝，到张瑞敏、柳传志，再到马云、马化腾，以及正在剑桥深造的孙中伦们，中国在不同的时代给出了不同的机遇和使命，让一代代人用自己的方式承担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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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源到底是什么，这一直是容易引发争论的、让人不无焦虑的话题。
早在1948年，青年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用“冲击—反应”模式解释中国的现代化之旅。在他看来，“西方是中国近代转型的推动者，是西方规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部主题”。
近半个世纪之后，当费正清编完厚厚15卷《剑桥中国史》，他部分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在《中国新史》中他承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尽管受到西方的影响，但仍主要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
罗纳德·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中，曾用“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来形容中国本轮的经济变革运动，“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当他在2008年写下这段文字时，也许已经预见到接下来的10年，中国改革的独特性仍将让人在好奇中忐忑不安。
从40年的历史来看，科斯的判断也许只对了一半。
中国经济变革的动力来自4个方面。
制度创新——40年来，恢复及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与作用，一直是中国治理者持续探索的方向。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始终保持国有资本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
容忍非均衡——中国改革的非均衡特征和“灰度治理”，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独特秘诀。它包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等。
规模效应——庞大的人口规模为中国的创业者提供了巨大的成长红利，这使得每一个产业的进入者都有机会以粗放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核心竞争力。
技术破壁——相对于制度创新的反复性，技术的不可逆性打破了准入壁垒，从而重构产业范式，并倒逼体制改革。这一特征在改革的前30年并不突出，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很多产业的原有基础设施遭到冲击，使得竞争格局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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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难说，2018年的中国属于哪一代人。
2018年，698万名出生于1995年的大学毕业生将进入各自的职场，而2000年出生的人则将参加全国高考。作为著名轿车品牌的奥迪车，全年销量中有54%的消费者为“80后”。在2017年年底的电商年货节上，“80后”“90后”成为线上囤年货的主力军，其消费金额占比接近八成。根据麦肯锡发布的财富报告，中国千万富翁的平均年龄为39岁，比美国的至少年轻15岁;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上，约有45%的购买者年龄在35岁以下。
也是在2018年，从万科董事长位置上退休的王石，仍频繁地参与种种公益和商务活动，他每天在一张蹦床上健身一个小时，并决意在3年后他70周岁时，再次攀登珠峰。2018年1月14日，是褚时健90岁的生日，他在云南龍陵县和陇川县征得36000亩山林地，开始营建多品种水果基地，到秋天，第一批挂果的甜橙和水蜜桃将可以采摘。
“这是现代中国的第一代人，他们被允许对其未来做出真正的选择。”《时代》周刊曾用这样的口吻描述当代中国人，换言之，这也应该是40年改革的最大成就。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它只是磨炼我们，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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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上，排名前5的分别是国家电网、中石化、中石油、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筑。这是一个以营业收入为指标的榜单，排名前30的企业中，来自民营资本集团的只有华为控股和饱受争议的安邦保险。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清晰地看到数十年来，国有企业的强势和控制力并未削弱。
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市值来比较的话，你会看见另外一个真相。在2007年，全球市值最高的10大公司分别是：埃克森美孚、通用电气、微软、中国工商银行、花旗集团、AT&T、荷兰皇家壳牌、美国银行、中石油和中国移动。
而10年后的2017年，榜单已赫然面目全非，10家公司分别是：苹果、谷歌母公司、微软、脸书、亚马逊、伯克希尔-哈撒韦、腾讯、美国强生、埃克森美孚和阿里巴巴。
在全球商业界，7位高科技企业家取代了传统的能源大亨和银行家;在中国，两位姓马的互联网人取代了3个“国家队”队员。你终于发现，世界真的变了，中国也真的变了。
在10年前，如果讲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它们是电力、银行、能源、通信运营商等，基本被国有资本集团控制。可是在2018年，你必须要提及社交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移动支付平台、新物流平台及新媒体平台，而它们的控制人几乎全数为民营资本集团。
在决定未来10年的新兴高科技产业中，人工智能、生物基因、新材料、新能源等領域，民营企业的领跑现象似乎也难以更改。
这种因技术破壁而带来的资本竞合格局，不得不让人开始重新思考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功能及存在方式。
由此，你会惊奇地发现，貌似无路线预设的中国改革，实则一直有着强大的市场化的内在逻辑。如同大江之浩荡东流，其间千折百回，冲决无碍，惊涛与礁石搏斗，旧水与新流争势，时而江平潮阔，时而浪高岸低，但是，趋势之顽强、目的之确然，实非任何人可以阻挡。
同时，你也必须看到，中国改革及企业成长的复杂性，一点也不会因为趋势的存在而稍有减缓。
数十年前，中国改革的“假想敌”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大破必能带来大立。对既有秩序的破坏本身具有天然的道德性，甚至“时间就是金钱”，然而，时至今日，“假想敌”变得越来越模糊。
数十年前，市场开放、产业创新可以采用“进口替代”和跟进战略，我们“以市场换技术”“以时间换空间”，通过成本和规模优势实现弯道超越。然而，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成为全球同行业中的规模冠军，它们的前面不再有领跑者，创新的莫测与压力成为新的挑战。
数十年前，全世界都乐于看到中国的崛起。在世界银行的名单上，它是一个亟待被援助的落后国家;在欧美企业家的认知中，它是一个商品倾销和技术输出的二线伙伴。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至少有127个国家视中国为最大的贸易伙伴，甚至连《时代》杂志都献媚似的以“中国赢了”为封面报道的标题。与此同时，中国资本的购买能力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惕，并予以政策性的遏制。
于是，当改革进入下半场之后，中国的自我认知亟待刷新，世界与中国的互相了解和彼此的心态，也面临新的调整。这不是一个可轻易达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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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中国以新兴大国的姿态站立在历史的临界线上。
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最慢到2025年会超过美国。若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25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可能是美国的1.5倍或者更高”。尽管他是经济学家中最乐观的一位，不过在未来的10到12年内，中国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恐怕是经济学界的一个共识。
到2030年前后，中国的城市化将进入尾声，届时有9.4亿人口居住在城市里，由此将可能出现6至10个3000万人口级的巨型城市群。在那一年，中国的老龄化人口将超过30%。而步入中老年的“60后”“70后”一代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高净值群体，养老产业将替代房地产成为第一大消费产业。
也是在未来的这10来年里，“第四次浪潮”所形成的科技进步将颠覆既有的产业秩序，甚至挑战人类的伦理。随着奇点时刻的临近，机器人智力逼近人脑;生物技术革命将可能让人类寿命达到100岁;中心化的互联网消失，万物联网时代到来;新能源革命将宣告石油时代的正式终结。没有人知道，今天出现在全球市值前10位的公司，在10年后还会幸存几家。
在科技进步的意义上，改革已步入不惑之年的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夜。而技术的非线性突变又会对中国社会造成哪些破壁，更是让人难以预测。
有人叹息青春散场，历史已经结束，也有人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厝 山摘自中信出版社《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一书，勾 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