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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近乎两条教育的平行线。
一条线是，去年成都七中30多人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国外名校录取，70多人考进清华、北大，一本上线率超过九成。
另一条线是，中国贫困地区的248所高中，师生是周边大城市“挑剩下的”，曾有学校考上一本高校的人数仅为个位数。
直播改变了这两条线。200多所学校，全天候跟随成都七中平行班直播，一起上课、做作业、考试。有的学校出了省状元，有的本科升学率涨了几倍、十几倍——即使网课在城市早已流行，这还是令我惊讶。
开设直播班的东方闻道网校负责人王红接说，16年来，有7.2万名学生——他们称之为“远端”，跟随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3年。其中88人考上北大、清华，其余大多数成功考取了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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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他的说法，2018年11月，我分别到了直播的两端——成都七中和近千公里外的云南省禄劝第一中学。
在车水马龙的成都市武侯区，成都七中林荫校区安静矗立了50多年。那里的学生无论上课下课，总热衷于讨论问题。他们被允许携带手机和平板电脑，用来接收教辅资料。当老师展示重要知识点时，学生齐刷刷地用它们拍照。
但在禄劝一中，有的学生会突然站起来，走到教室后面听课。不用问，我也知道他们太困了——即使站着，有的人也忍不住打哈欠，也有人趴着睡觉。高一新生中有很多人盯着屏幕却不知所措。屏幕那端，热情洋溢的七中老师提出了问题，七中的学生七嘴八舌地回答。可这一端，只有寂静。
禄劝一中的校长刘正德坦言，禄劝的中考录取线是385分，比昆明市区最差的学校还低大约100分——能去昆明的都去昆明了。
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告诉我，在这个90%是山区、距离昆明只有几十公里的国家级贫困县，十几年前，“送昆明”形成攀比之风。
“没想到我这么差。”和禄劝一中高一女生王艺涵聊了两个小时，这句话她重复了6遍。她是镇里中考的第一名，还曾是数学课代表。但这次期中考试，用的是成都七中的试卷，除了语文，其他科她都没及格。
她说现在的英语课，除了课前3分钟的英文歌，其他的完全听不懂。
据说高一上学期，不单禄劝，大部分直播班的学生完全跟不上七中的进度。七中连续3节的英语课让山区的学生一头雾水——一节讲英文报纸，一节是外教授课，一节听演讲，都是全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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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劝的老师跟我抱怨：大多数学生的父母在外务工，只会说“好好学”。有的孩子出了问题，班主任反复致电，家长就是不来;还有家长在电话里直说，孩子就不是学习的料。
据说2018年考上北大的那名学生，两岁时便成了留守儿童，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直到大学快开学，班主任才第一次见到前来致谢的学生父母，开始还想埋怨父母不够关心孩子，后来一看，当爹的手指已累成残疾——手指伸不直。两口子在福建给人杀鱼，一个月赚5000元。
落差确实存在。成都七中的大部分孩子来自家境优渥的中产家庭，家长要花很多时间为学生规划学习和课余生活，甚至帮他们争取和“诺奖”获得者对话的机会。
我在成都七中随机听了几堂课，几乎都是公开课水准。语文老师讲以“规则”为主题的议论文，先播放重庆坠江公交车的视频，然后让学生自行讨论、发言;谈及秋天的诗歌，旁征博引，列举了五六种与秋天有关的意象;历史老师搜集大量课本上没有的史料分享给学生;政治课紧追热点，刚建好的港珠澳大桥已成了课堂练习的分析材料。
王红接刚把直播课引入一些学校时，遇到老师撕书抗议。有些老师自感被瞧不起，于是消极应对，上课很久后才进教室，甚至整周请假，让学生自己看直播。
远端的孩子透过屏幕，感受着这些差距。禄劝的很多学生至今没出过县城，却听着七中学生的课堂发言“游览”了英国、美国，“围观”七中学生用自己闻所未闻的材料去分析政、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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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屏幕带来了想象不到的震荡。禄劝一中的老师说，高一班里总是充满哭声——小考完有人哭，大考完哭的人更多。虽然早就预告了七中试题的高难度，但突然把同龄人间的差距撕开看，还是很残忍。
老师帮着学生们调整心态，除了“灌鸡汤”，还安慰学生——只要熬过高一，成绩就会突飞猛进。
恐怕在高一，禄劝一中也没几个学生敢考虑北大。2006年，刘正德刚到禄劝一中当校长时，学校当年计划招6个班，结果只凑齐4个班。学校一年有20多个学生考上一本，很多家长把孩子送来，要求很简单——平安活着。
我与王艺涵谈理想，她觉得没什么用。如今班里要求学生写下理想大学贴在墙上，她就跟风填了浙大，虽然她完全不觉得自己能考上。
成都和禄劝的老师都说，只知道“好好学习”不够。没有明确的志向，为了学习而学习，很容易动力不足。但对于没成年的孩子，“立志”这码事，全依仗环境。
我知道，农村的孩子不是没有志向，只是更现实，和城里人挂在嘴边的“高大上”的玩意儿不同。
2018年夏天，有个云南男孩在工地上收到了北大录取通知书，走红一时。我奔波几千公里找他聊了聊，得知他父亲3年前得了肾结石，自以为是绝症，打算见儿子最后一面就放棄治疗，却意外在如厕时忍着剧痛把结石排了出来。男孩知道这件事后，有了学习的动力。
有人指责农村孩子没有志向，他们恐怕没见识过那种普遍的、近乎荒诞的闭塞。我曾遇到一个农村女孩被大学录取却不知道这所学校一年的学费要上万元——最终她失学了。还有一个理科生，为了成为所在高中的首个北大学生，被高中老师鼓励，稀里糊涂填报了一个冷门的小语种专业。他大学时成绩很不理想，毕竟，“我之前都不知道地球上还有这个国家”。
我把这些事分享给禄劝的学生，他们听后都沉默了。
王红接希望学生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给他们目标，让他们看到更多的可能，产生焦虑，从而击碎他们的惰性。然后，只需做一件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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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来压力，也带来动力。七中考完试，老师们彻夜批改、分析上百份试卷，第二天就讲评。很多地方老师提出这些工作要一周才能完成。但现在他们必须跟上，整个教学节奏也紧凑了。
崭新的教学方法冲击着这些老师。
老师们琢磨出一些方法，比如提前整理七中老师发送的课件，编成学案，布置成前一晚的作业让学生预习;课上盯着学生的表情，记录下有疑问的地方，以便课后补讲;屏幕那端偶有间隙，可以见缝插针给学生解释几句。
为跟上进度，禄劝一中把部分周末和平日直到23点的自习安排了课程，帮学生查漏补缺。有的老师连上20个晚自习。
“每天深夜1点到家，6点去学校，在家只能睡个觉。”一位老师说，自己6岁的孩子，每周只有半天能见到爹。
“真的累。觉得自己这么穷，每天忙啥呢？”有老师嘟囔着，但下一秒话头一转，“唯独上课不觉得累。一看到学生，讲话声就大了起来。”
一位年轻的数学老师戏称，自己有好几重“人格”。为让学生没有违和感，当七中的直播老师严肃，他助教时就严肃;下一届老师幽默，他就开朗些。
“再去其他班，也能教好。”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说，一大拨儿年轻老师被直播课培养了出来。
“什么是幸福？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一位谢顶、穿着旧衣裳的中年男教师，坐在小椅子上说这话，我却丝毫不觉得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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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劝一中主教学楼的大厅里有排玻璃橱窗，今年张贴的是：全县中考前257名学生报考昆明学校就读，在生源严重流失的情况下，我校1230名学生，二本上线634人，一本上线147人。他们甚至特意加粗了一行字：低进高出，我们从不放弃。
这里面有暗自较劲——和昆明比，也和成都比。
网校会定期招募远端学生去七中借读一周。禄劝一中的几名学生去“留学”时，被同学们安排了任务——观察“天才”们的生活。此前他们听说，七中的孩子平时不熬夜，下课后还能去逛街。
两天后，七中学生中午留在班里上自习的小视频被传回。禄劝一中的学生感慨：“天才”不仅勤奋，也很刻苦。
如何追赶“天才”？只能比他们更刻苦。
在禄劝一中，直播班的大部分孩子在3年里，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一位班主任站在“为理想和尊严而战”的鲜红标语下叹着气告诉我，他的一项工作是凌晨来教室，把那些还在学习的学生抓回寝室。
这所学校不乏苦学的故事：一个年级排名第一的学生得了阑尾炎，动完手术第三天就要来考试;还有同学为节省时间，不吃饭，最后快得厌食症了。
你可以说这样的苦读很不科学，但在这儿，一个穷地方，改变就这样发生了。3年的漫长竞赛，他们一步步追了上来：高一勉强及格，高二渐渐从100分，上升到110、120……现在，满分150分，有人能拿到140分。
王红接观察了16年，最后得出结论：不要觉得偏远地区的孩子基础差，他们潜力无限。
这出乎我的意料。我曾经认为，9年义务教育外加环境的巨大差距，很难在3年内弥补。但禄劝的老师笃定地说，他们高一的单科平均分，和七中平行班差50分;到高三，最好时仅差6分——可塑性和希望都存在。
我能感受到的是习惯的改变。高三两名学生说，经过3年的学习，他们早已知道预习和复习，有时自己取舍作业，提高效率，在课间有针对性地做题。
屏幕里，七中老师总说：“预习是掌握主动权，是为了和老师平等地交流。”
一位远端老师发觉，学生跟随直播上课后，愈发爱提问题，午饭时教师办公室总挤满了人。有的老师买了饭，却进不了教室，只能在走廊里站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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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边孩子的差距到底有多大，老师一开始也没底。
禄劝的老师说，听直播课时，成都那边的老师有时会突然关掉麦克风，嘴里却飞快地念叨。他开始以为是在藏掖知识点，后来才知道，那是在用四川话骂人，骂学生调皮、不扎实、不做作业。
他一下释然了：“原来七中的老师也骂人。”
我和成都七中直播班的几名学生聊了聊，发现他们不乏同龄学生的普遍烦恼。一个男生说，入学头一个月，答题时想到上万人在看直播，他紧张得手心冒汗。
有七中的学生在班级交流区里写道：“我希望有三只手，一手抓高考，一手忙竞赛，一手握生活。”
在禄劝这边，几乎每个学生都能叫出几个他们“崇拜”的七中学生的名字。
禄劝一位班主任好几次看到学生给七中的孩子写信，但从未阻止。他覺得自己的学生享受不到优渥的条件，多和优秀的同龄人接触，至少能多几分动力。
七中任课老师有时会特意将远端优秀的作业拿到本班展示，直播给上万名学生看。一位老师记得，她曾在班上直播了云南山区一个女生的作业。后来听说，那个班所有学生当场都激动地哭了，接下来一个月全在拼命学习。
去成都交流后，禄劝的几名“留学生”也感慨良多，回来后在班会上讲了4个多小时。最主要的内容是，七中的学生更有目的性，知道为何而学。人家早就有了感兴趣的专业，甚至对人生有了规划。
一些禄劝的老师得到启发，高一就给学生发志愿填报手册，教他们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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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北大的农村学生告诉我，中学时她听朋友讨论麦当劳、肯德基，被人问牙不整齐为什么不矫正，只能低头沉默;到了北大，同学们说起自己在洛杉矶、旧金山，或者世界各地度假的经历，她还是插不上话。
禄劝今年考上清华的那名学生说，他要继续熬夜才能跟上进度。
但我也看到了乐观的一面。有位考上西安交大的山区女生说，她在大学出演了话剧，是因为直播班组织过情景剧表演;在大学成绩不错，也多亏在高中养成的好习惯。
更长远的影响可能还在山沟里。王开富和刘正德十几年前合计着推行直播班，经费不够，硬着头皮上。
十几年后，这届高一，12名已经被昆明市区学校录取的学生，开学后主动申请转回禄劝。十几年来，小城第一次迎来生源回流。
“如果凋敝的学校总是没有起色，学生一入学就能看到3年后的结局，那他和他的家庭，都会自暴自弃。”王红接说。几年前，四川一位贫困县的干部曾拜访他。那个身高超过1.8米的壮汉几乎哭着说，县里教育环境改善后，生源回来了，跟着学生出去的家长也回來了，整个县城又有了人气，房价都涨了。
王开富给我展示了一组世界银行的数据：高中毕业人群的贫困发生率只有2.5%。据他说，禄劝县的年财政收入为6.1亿元，但县里、市里都注资教育，使得全县教育支出反超财政总收入3.5亿元。用了多年时间，实现了高中阶段教育全部免费，毛入学率达90%以上。“在我们这样的贫困县，投资教育，是防止贫困代际传递最好的办法。”王开富说。
所以，如何看待教育？它可能是先苦后甜，有付出才有回报。
但我也相信，直播班的故事，还依仗于某些额外的善意。一如某位七中老师在结束分享，离开远端学校时，一转头，发现全校学生，乌压压一片，全站在各自教室的窗前，和他挥手告别——无论是通过直播或录播，他们都听过他的课。
他愣住了，然后开始流泪。他从未想象过自己能有那么多学生。“好几百人，可能要上千……”
负责网校的王红接和我说起这事儿。“你知道吗？这个学校，其实只交了一份开通直播班的钱。”他笑着说，他早就知道学校其他班都在“偷录”直播，各自播放。“但没关系。所有人都很开心。”
（张朝元摘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1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