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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安理会开会，成天与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打交道。像我在联合国工作的1994年，安理会一共举行了165次正式会议。而安理会每举行一次正式会议，事先都要举行多次非正式会议来进行磋商，为正式会议准备文件。为了准备这165次正式会议，安理会举行了273次非正式磋商。而为了这273次非正式磋商，5个常任理事国又举行了至少270次“五常”之间的磋商，这3个数字加在一起说明，一年365天每天至少要开两次会。当然，开会也是有成绩的，安理会在这一年总共通过了77项决议、82份主席声明。
有的会开完后是要投票的。在安理会，投什么票，成员国通常事先打招呼、有沟通，都知道各方要投什么票。
安理会开会有一个多年形成的习惯性做法：会议厅的第一排必须坐人，若该成员国的大使不在，坐在第二排的人要替补上来，代表该成员国参加会议和投票表决；若位子空着的话，就被视为弃权或缺席。
我到联合国工作没多久就发现，在安理会，各国大使都是大腕，有架子，开会常迟到，用中国老师评价一些学生的话说就是“自由散漫”。经常是开会时间已经到了，有的大使还在走廊里聊天。这个时候，安理会主席就用木锤子敲桌子，提醒大家要开会了。有一次我举手发言，“建设性”地抱怨说，主席先生这么敲锤子，等于惩罚已经到会的人，没有到会场的人却听不见，这不公平。英国大使戴卫勋爵开玩笑说，应该像中国京戏里那样敲锣。英国同事的话提醒了我，我想起小时候走村串户的卖货郎经常摇着一个拨浪鼓，我说，中国的锣声音太大，安个电铃又得拉一条电线，不如找一个摇铃。于是，安理会经过表决，批准了一项专门“预算”，同意购买一个摇铃，命名为“李氏铃”（LiBell）。这算是我代表中国人民对联合国安理会所做的一点儿“贡献”。
多年后，外国朋友还拿这件事开我的玩笑。2005年9月19日上午，我以外长身份在第60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完毕后，很快赶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经常使用的“不结盟磋商室”会见澳大利亚、荷兰和南非外长，计划与每位外长各谈20分钟。我与澳大利亚外长唐纳谈到第19分钟时，房间天花板上突然传来了清脆悦耳的铃声。唐纳外长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表说：“李外长，我知道还有1分钟，但也用不着把你对安理会的贡献‘李氏铃’搬到这个小屋来吧，何况咱俩已经把所有该谈的事都谈完了。”会客室里响起一阵笑声。这时，荷兰外长在“不结盟磋商室”外已等了1分半钟。当我送唐纳外长走出会议室并迎接荷兰外长时，对方一脸严肃地对我说，看来“李氏铃”对李本人已不起作用，铃声响过两分半钟，中澳外长的谈话才结束。我匆匆与唐纳外长告别，与荷兰外长握手，肩并肩地快步进入“不结盟磋商室”。落座后，荷兰外长仍不依不饶地说：“我有一个请求，请中方派人到安理会大厅将‘李氏铃’往后调两分半钟，因为中国和荷兰在国际上都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安理会主席由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按国名的英文首字母顺序按月轮流担任，任期一个月。常任理事国通常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出任，而非常任理事国，特别是一些中小国家有时由外长来当主席，或由外长当一段时间，主持一两次重要会议。常任理事国外长在遇到重大、热点问题时也参加安理会会议。
我担任安理会主席时，秘书处给我派了一个秘书，专门登记发言的人数和次序。谁要求发言，谁就向这位秘书报名。
安理会开会时总有一些常用的套话。如轮到某位大使发言时，他总会说，感谢主席先生，祝贺某某大使（指前一位发言者）的精彩发言，然后才转入正题，说自己想说的话。
有次开会我按顺序点名，叫各位大使发言。当我叫日本大使发言时，这位代表可能是年龄大，太累，也可能是会议内容单调乏味，竟然睡着了，没有听见我叫他发言。我又叫了一遍，日本大使才被坐在后面的助手叫醒。
很快，日本大使进入另一种状态，有板有眼地开始说：“感谢主席先生，祝贺某某大使的精彩发言……”全场哄堂大笑，因为日本大使祝贺的某某大使还没有发言呢。
日本大使马上意识到自己搞错了，但他久经沙场，临场应变经验丰富，只见他慢悠悠地解释说：“今天安理会的讨论不热烈，气氛很沉闷。我故意说错话，让大家高兴，会场气氛就能变活跃了，这样我们的讨论可以变得更热烈、更深入。”大家又都笑了。
在安理会，最活跃的角色当属5个常任理事国。“五常”在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往往有不少共识。哪怕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也会高调保持沟通。只要一家有要求，就随时举行“五常”磋商。磋商通常由其中一国担任协调员，按中、美、俄、英、法的次序轮流“坐庄”。安理会一些重大的决议草案或主席声明稿，通常由“五常”事先磋商并达成共识之后，才拿到安理会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除了“五常”大使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五常”外长也就重大问题举行不定期磋商，有时还举行“五常”领导人的会晤。这些都体现了“五常”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高度责任感。
“五常”大使谈完正事后也会聊些轻松话题。有一次，奥尔布赖特建议“五常”大使都学用电脑，在电脑上打自己的发言稿。她是教授出身，写过书，有基础。英国代表说他年纪太大了，就不学了。俄罗斯大使说，他有秘书，不用学。法国大使表示，他有空得学打马球，没时间学。我也不会用电脑打字，在“五常”大使中资历最浅，就对他们说：“我们应当发扬民主，我愿意服从多数。”奥尔布赖特的建议最后没通过，我至今也没有学会用电脑打字。
（作者：李肇星 来源：中信出版社《说不尽的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