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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救下的废墟
1968年春天，31岁的杨振铎从海淀区绿化队调到圆明园苗圃做班长。圆明园苗圃有4间红砖房的办公室，其中一间就是杨振铎的宿舍，另外几间用作放置工具的库房。四周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夹着一条条长满杂草的土路。
在杨振铎的印象里，1968年的圆明园到处都是这种林荫小道，“经常走着走着就找不到地方了，生产队走马车的路就是大路。树林下是野草，有水的地方都让农民种了水稻”。
不过，这已经是中央高层领导关照下的情况了。
经历过晚清和民国时期对遗址内残存木料和石料的拆运，当解放军在1948年进入这里时，圆明园更像是京郊一片普通的农地：6个生产队的农民散落在二三十个小居住点里。
往日皇家的尊严和荣耀早就被人们遗忘，舍卫城、大水法这些名称被胡萝卜地、西大地代替。“园里办公室所在的地方原来应该叫五代五福堂，但园里的工人和农民都叫五佛堂。”杨振铎说。这大概是为数不多能够保留历史痕迹的地名了。
新中国定都北京后，许多从解放区迁京的单位便看好了这片上风上水的“宝地”。1950年，来自革命老区的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选址在绮春园。这所主要接收军地干部、烈属子女入学的学校就是后来的101中学。在规划部门已同意它占用绮春园西北部300余亩的情况下，周恩来进行了干预。
时任都市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梁思成后来向吴良镛转述，周恩来曾对他讲了如下意思的话：圆明园要保留，地不要拨出去，帝国主义把它烧毁，将来有条件时可以恢复。
根据这个指示，北京市政府发出“圆明园一砖一石不准动”的命令。1953年初，植物园也请求在圆明园遗址开辟60亩育苗地，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明确表示不得占用。
后来，中央党校又拟在圆明园选址修建校舍。周恩来知道后立即予以制止，并对当时主持党校工作的副校长杨献珍讲了一段着名的话：“圆明园这地方，总有一天会整理出来供国人参观的，国耻勿忘，圆明园遗址是侵略者给我们留下的课堂。”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及圆明园遗址的意义，几乎也是1911年来中国政府的领导人第一次把圆明园和国耻联系到一起。
“但那时候我们连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都不知道，管理的时候总感觉缺少一把尚方宝剑。”杨振铎说。
被忽略的“封建残余”
杨振铎从事的绿化差不多是五六十年代圆明园的“头等大事”。1956年起，北京市开始在圆明园进行大规模植树，1959年又正式将圆明园遗址划定为公园绿地。次年，海淀区人民政府将圆明园定位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第一次将其纳入政府管理保护的范围。到1961年秋，圆明园遗址区域共栽种树木72万株，绿化面积1300多亩。
但60年代初，为了克服自然灾害，圆明园遗址历年植树和土地一度交由当地生产大队使用。这导致了1948年后圆明园农业生产的第一次高峰。
几年后开始农业“学大寨”，第二次高峰到来。那时圆明园已经交海淀绿化队管理，“有些生产队长打着‘学大寨’的旗号继续破坏遗址，说发展农业生产。”杨振铎去阻止的时候，对方说“圆明园遗址就是封建残余的标志，谁敢阻止谁就是跟慈禧太后站在一个队伍里的。”
和农民的冲突大多是因为树林慢慢长大，树荫遮挡了农民的庄稼。农民还经常刨山为慢慢下沉的稻田垫土，或者把河湖填平种植水稻。到80年代初，院内的2000多亩农耕地大多是填水而来。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一直从事3D再造圆明园工作的郭黛姮研究发现，圆明园的建筑虽然在晚清时期全部被毁，但大部分山形在1933年至1965年间变化不大。她依据的是1933年、1965年和2002年三次地形实测资料。
但是1965年后，园内面貌大变。变化最大的是洞天深处景区，到21世纪初已全部消失。另有山峰被全部削平，前后高差超过4米。水系同样在1965年后出现了较大变化：除几处大的水面外，河道完全消失、局部填平。
郭黛姮大学就读于与圆明园一墙之隔的清华大学。虽然梦想成为建筑设计师，但据她回忆只是偶尔路过圆明园，对这个早已残破的园林并没有兴趣。那时除了西洋楼遗址还有一些石刻外，其他遗址已无法分辨。许多农舍就建在遗址的台阶或地基上。
这些石头一直是外界关注的东西。1969年，中央下达“一号战备令”，很多人便跑到圆明园拆运石头, “不少石料又被人们一车接一车地拉走。”杨振铎说。
根据圆明园管委会的公开出版资料，六七十年代曾出现过一次运走582车石料、一次拆除800多米围墙、一次砍伐1000多棵林木的情况。
到80年代初，圆明园遗址范围内有各类单位10余个，占地480亩。其中3个是从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陆续迁入院内或占地扩建的，占有350亩。
不过，与故宫等地在“运动”期间的遭遇相比，圆明园被大大“忽略”了。“这里没有佛像，甚至连文字都很少。”杨振铎说，那时圆明园其实已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四旧”的东西，所以“运动”对园内工作影响较小：“造反派”基本不会光顾这里。
到这时，圆明园只寥寥地呈现在学生读书的课本里和教书先生的黑板上，社会上仍不了解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废墟，更没有意识到它蕴含的特殊意义。
“那时圆明园就是一片废墟，人们不了解这个地方，经过的33路公交车都没有站牌。”杨振铎说。
自行车展览
转机在70年代终于到来。北京市园林局绿化办公室的副总工李嘉乐到圆明园考察后，联合北京市规划局、海淀区建设局等单位给江青和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吴德写信，要求成立专门机构对圆明园遗址进行管理。
信发出去后像石沉大海一样，没有任何回音。
不久,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开始恢复秩序。到1976年初，杨振铎等人知道市里已开始筹划成立圆明园遗址管理机构。
1976年11月，圆明园管理处正式成立，并于次年从北京大学要回5块石屏风和两块石鼎，“学校非常支持。从北京大学的朗润园搬到圆明园，工人们用绞盘搬了一周才搬到能装运的地点。路上聚集了很多人观看，大家都觉得这是个有意义的事情，”杨振铎说，这是1860年后首次将圆明园失散物运回园内安放，意义不言而喻。
1978年底，已经调任公园管理组的杨振铎和一部分工作人员，骑自行车和三轮车拉着图片进行展览，“开始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希望引起大家对圆明园遗址的重视。”展览的图片是从园林局要来的“圆明园四十景图”照片以及部分西洋楼图片，行程选择了行人较多的清华大学西门向北的马路，“群众看到都很兴奋，说这么好的东西都没见过，要求我们多展一会。”杨振铎说，出门不久他们就被群众围住，不得不将半天的展出计划调整到一天。
这次展出特别轰动，一路上可以用浩浩荡荡来形容。后来市里拨款17万元修建了200平米的展览室，同时修建了3公里园内道路和几座桥涵。
197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到圆明园实地进行查看，并讨论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整修和利用问题。
真正令圆明园引起关注的是1980年1583名社会名流签名要求保护圆明园遗址。
外商引起的大签名
1980年，一个外商想投资圆明园进行开发，主管部门一时不知如何应对。为了给政府提供决策建议，当年8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圆明园罹劫120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北京和部分省市的官员、学者90多人。最后的结果是，要对圆明园遗址进行保护、整修，于是决定成立“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备委员会”。
讨论会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决定写一份倡议书并寻找社会名流签名。
很快，有当时几乎所有社会知名人士签名的《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面世，呼吁保护圆明园遗址。倡议书充分论证了圆明园遗址的重大政治、历史和园林价值，明确地提出圆明园遗址的发展方向和保护途径。
签名的1583人中，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11人，部长、司局级干部113人，教授、研究员、总工程师79人，文学、艺术、出版界知名人士88人。
虽然其中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去过圆明园，但这场浩大的签名活动还是引起了1860年以来中国人对于圆明园最广泛的一次讨论。而1983年拍摄的电影《火烧圆明园》也让人们对圆明园的悲剧历史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
1997年6月，圆明园遗址成为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至此，这处被废弃了130多年的皇家园林终于找到了自己新的位置。
（作者：葛江涛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4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