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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德国人几乎毫无例外都是二战老兵的后代。”读到这一句，我觉得心惊肉跳。
这本书叫《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从来在电影里看二战时的欧洲，都是德国法西斯在施虐，然而战争同样使德国付出了代价。
1945年纳粹德国投降前夕，7个16岁的孩子被穿上了肥大的军服。这群尖嗓子的“军人”被卡车卸在巴伐利亚一座小城的河边去守卫一座桥。唯一逃出来的一个“尖嗓子”后来写了一部引起轰动的小说，后来又变成着名的电影《桥》。另6个“尖嗓子”死于第一天的战斗，而那一天，也是二战中德军作战的最后一天。这些孩子穿的军服再肥大，他们的消失也渺小得不及省略号里的一个小点。
近6年的战争，是旷日持久的持续破坏、持续毁灭。随着兵员的欠缺，德国规定年满15岁的男性都要成为“空防助手”。16岁到60岁的男性被组建成“人民冲锋队”，又把国防军的参军年龄从18岁改为16岁。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征兵1800万人，“赌上了全部德国男青年的生命”。
刚成年就有幸退出战争的孩子兵约根斯在老年时说：“一场战争打到把孩子成批地送上前线的时候，还有获胜的可能吗？当你听到一个孩子在谈他的杀人体会时，你能不感到恐怖吗？”
1989年，老年约根斯出版了720页的纪实文学《险恶时代的见证》。书的结尾处写道：“建造柏林墙以后，西德的老百姓有一个共同的约定：东、西德之间的边界线消失之前，所有的家庭在圣诞节期间都要在窗前摆放点燃的蜡烛。在我的家里，这样的烛光连续点过28个圣诞节。”
《德意志的另一行泪》，我想它的作者朱维毅是怎样的人昵？我在书中读到，1940年八路军五纵和新四军在苏北建立抗日根据地，他的父亲那年16岁，就投奔了根据地。父亲孤身进入敌占区策反数月，结果连人带枪拉出伪军一个连100多人，带回根据地。有一次他的父亲被汉奸暗算，和策反对象谈话时被两个汉奸堵在屋里。结果他没有死，汉奸死了。
纳粹德国是把孩子赶上战场，根据地的孩子是志愿投奔八路军。那个16岁就投奔根据地，又孤身进入敌占区策反的孩子当时绝不会想到，四十几年后，他的孩子去了德国留学，尔后开始了采访二战德国老兵的行程。
二战期间欧洲死亡近4000万人，其中德国死亡530多万，还有1100多万德国人成为战俘，1200多万德国人战后被追放弃世代家产，161个城市和850个村镇遭到毁灭性轰炸……现在有不少德国人，儿子不愿保存老兵父亲的战争遗物，孙子不愿倾听老兵爷爷的战争经历。
作者想：“这个诞生过黑格尔、康德、马克思、尼采等伟大哲人的睿智民族为什么曾由衷地拥戴纳粹的极权、专制和暴虐？这个滋养了歌德、贝多芬、巴赫等文学艺术巨匠的文明国家为什么曾一手制造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和恐怖的种族灭绝罪行？又是什么力量使这个国家在每次遭受惨重挫败后都能再度崛起并依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历史需要正确的感知。”“即使我们面对的是一段真实和完整的历史，读懂它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作者终于走进了德国老兵的世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老兵“几乎都能随口说出入伍、负伤、被俘、回家的具体日期，详细到了月份、日子，上午还是下午，晴天还是雨天……”。圣诞节前如果哪位一直和作者互致问候的老兵突然没寄来贺卡，电话打到德国，作者就知道又一位老兵从这个世界淡出了。一代人从历史中淡出了。
很多人是通过上一代人遗留的家书了解父母墓碑上没有刻下的故事的。一位德国妇女说：“两次大战给德国人带来了相近的命运。母亲和我都是在不到一岁的时候失去父亲的。我的外祖父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死时的年纪和我父亲失踪时的年龄相同，都是30岁。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不要失去对那场可怕战争的记忆。”
作者的下一句话尤其动人心魄：“人们通常喜欢回忆前辈的辉煌胜利，而很少愿意逆时而上去追寻先人走向灭亡的痛苦历程。”
绿色、低碳、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流行语，但是“为准备应付战争而持久投入的军费，是人类对地球资源造成的最大浪费”。
作者悲愤地引用德国哲人黑格尔的话：“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如果可能的话，把这句话写在布条上系在地球上吧！
《德意志的另一行泪》的40万字和300张照片，其翔实、其独特、其震撼、其深刻，一下打开了我对战争的间接记忆。马尼拉城郊的7万座大理石十字架上，刻着二战时在太平洋战死的美军的名字。台湾诗人罗门的名篇《麦利坚堡》，写这7万座大理石十字架“沉默给马尼拉海湾看，苍白给游客的照相机看”，“凡是声音都会使这里的静默受击出血”，“麦利坚堡是浪花塑成碑林的陆上太平洋，一幅悲天泣地的大浮雕”。
一位美国诗人说《麦利坚堡》“具有将太平洋凝结成一滴泪的那种力量”。
二战时广岛原子弹爆炸时中心的温度为3000℃至4000℃（铁的熔点是1500℃左右）。更不用说放射线的摧毁性力量！1945年8月6日上午9时16分，广岛在瞬间化为焦士。
日本女作家山崎朋子是电影《望乡》中女记者的原型。她原先在广岛读书。13岁那年，就在投原子弹的前些日子，她正好去了乡下。之后，她的同学都死了。“我总觉得对不起他们。我应该和他们一起死去的！”40年过去后，她和我讲这话，沉重得好像那一页就发生在昨天——翻不过去的昨天。
我去广岛和平纪念馆所在的和平公园，那天风雨交加，和平公园里依然是满地的和平鸽。
我是1984年4月访问广岛的，自那年的8月开始，25年间我每年都如期收到广岛市市长的信，主题是反对战争，呼吁和平。我便常常想起和平公园里那些执着的鸽子，又觉得这一封封信好像是和平鸽衔来的。
还有一个我在加拿大听说的美丽故事。据说当年荷兰女王怀着身孕逃难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荷兰的传统是孩子必须生在本国才能继承王位。加拿大就立刻指定女王居住的那一块土地归荷兰，插上荷兰国旗。女王在渥太华的“荷兰”生下一女。后来荷兰女王回国后，每年春天为渥太华、为加拿大运来大批郁金香。
《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中写到二战中一位德国母亲带着老少7口，行程1000多公里逃难。在告别这个世界前，她把自己结婚时从娘家带来的1635年出版的《圣经》留给子女。在扉页上，母亲写下这样一句话：“上帝给了你一张脸，笑必须由你自己完成。”
我又想到广岛和平公园的慰灵碑，上边刻着：安息吧，不会重复过去的错误了。
但愿！但是这或许只是善良的人们的心愿。世人啊，上帝给了你一张脸，笑必须由你自己完成。
（作者：陈祖芬 来源：《人民日报》2011年1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