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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
1924年张奚若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他是位很有个性的学者，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保持独立的人格。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的张奚若，其“海归”作风实为教授中之典型。曾是张奚若学生的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写道：“有人流传大学里的政治系是‘升官系’，经济系是‘发财系’。但身为政治系主任的张奚若执意把政治系定位为政治“学”系，以避嫌。”张奚若在学校的迎新会上，毫不留情地给新生泼冷水：“如果你来政治学系的目的是想做官，那你找错了地方。如果你来此的目的是当一个学者，我可以老实告诉诸位，四年时间培养不出一个学者来。你在此读四年书，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知识和读书方法，毕业后你可以独立继续钻研。”张奚若并不只是严师。何兆武回忆说，张先生有时候发的牢骚挺有意思：“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还有一次，张奚若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高贵的生活”，接着张先生感叹：“现在米都卖到5000块钱一担了，单纯的生活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高贵的生活？！”
“蒋介石应该下野”
无论是做学者，还是当政治家，张奚若都是一身正气。
1946年，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四校联合举办时事演讲会，张奚若担任主讲。面对六七千名听众，张奚若说：“在报纸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赤匪’，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他还给国民党政府下了“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定论。因此，中国要有光明的前途，只能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他说：“为了国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
1937年蒋介石在庐山举行国事谈话会时，请张奚若参会，这对张奚若可谓是“国士”之礼遇了。但不久之后，张奚若就与蒋介石发生了冲突。一次，在例行的国民参政会上，张奚若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发言，言辞激烈地抨击了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腐败。蒋介石深感难堪，于是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一怒之下的张奚若拂袖而去。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再开会时，政府给他寄来开会的通知和路费，张奚若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议，路费退回。”
毛主席说他“好人说错话”
新中国成立后，张奚若成为参政议政人士。1957年，“大跃进”前夕的一次座谈会上，张奚若针对当时的一些做法，总结了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他解释说：“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做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
据李维汉回忆，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张奚若：“这话讲得也对，中华民国成立三十几年，蒋委员长搞了二十几年，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与会的张奚若从座位上站起来，拄着手杖说：“主席，说这话的是我，我向您自首。”毛泽东随即说：“我知道，你是好人说了错话，我不划你右派。”
新中国“国号”的首创者
1949年6月15日，张奚若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出席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与会者对于新中国的“国号”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就在各方争论未果时，张奚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还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好。
代表们就张奚若的提议又展开了讨论，最后一致同意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张先生便成了新中国“国号”的首创者。
张奚若的好友徐志摩曾称他为“一位有名的炮手”。在徐志摩眼里，“奚若这位先生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岩石。他的身体是硬的，他的品行是硬的，他的意志，不用说，更是硬的。他说话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
如今，张先生早已远去，但既有学问又有独立人格的“棱角先生”却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也留在我们的期盼里。
（唐 强摘自《时代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