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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国民”究竟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自人类有国家之日起，争论就从未停止，但是，其中有共同的部分：国家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为立国之本；国民以公民责任感、爱国热忱为为民之本。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既然出生国度任何人都无法选择，那就让我们一起想明白“我和我的国家”的关系，并在日常生活中给出自己的行动答案。
我为国家做了什么
信力建（广州，民办教育者）：
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农民工学校、十几所穷人的学校，还有，全力推行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和争取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权利，邀请大批精英来南方开设讲坛，寻求文化教育的新发展思路。
许志永（北京，大学教师）：
2003年“孙志刚案”之后，我们这群法律人成立了“公盟”，参与“黑砖窑”受害者赔偿案等案件的法律援助，提出北京居住证改革方案、《征收法》草案等立法建议，撰写《中国信访调查》等报告。当下，正在努力推动北京律协直选以及组织“三鹿奶粉事件”志愿律师团的工作。
我向往传说中的侠客，行侠仗义。只不过我的武器是法律，虽然脆弱，但只要坚持，就一定能看到光明和希望。
立秋（北京，公务员）：
在国家机关一晃数年，周旋于“扎实推进”“不断提高”“成效显著”这样的汇报性词汇；游走于“要务必做好”“要大力推进”“要切实加强”这样的指示性语言。如果仅仅用“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来衡量，勉强可以称得上“恪尽职守”。但细细体味，发现给领导们准备的讲话越来越长，认真听的人却越来越少；文件写得越来越多，仔细看的人却越来越少。因此，若以“为民”视，也许不过是隔靴搔痒。
moshou（北京，图书编辑）：
我稳定了我一家人的情绪。
蔡印同（法国巴黎，留学生）：
我在农村长大，从小就种地。以前每年所交的公粮等于农民对国家的义务，我也为养活中国人流过汗。出国留学前我工作过六年，最后几年每月都要从工资中扣掉几百元个人所得税。
拉萨“3·14”事件发生后，对华舆论恶化，我和同学们在法国给法国总统写信；还去法国媒体参加辩论，告诉法国民众关于西藏的真相；我们自发迎接奥运圣火经过巴黎；为四川地震灾区组织埃菲尔铁塔烛光祈福会，募集到一万多欧元，我个人还通过国内账户捐赠了1500元。
徐景安（深圳，民间研究会负责人）：
1984年国家面临价格改革难题，我参与组织了“莫干山会议”，并主持起草了《关于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报告，提出“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改革方针，被国务院采纳，推出价格双轨制改革。
离开政府工作岗位后，我发现国人精神健康恶化、自杀率趋高，我提出建立“情感护理系统”并付诸实施。浙江金华成立“情感护理中心”三年来，避免了十多起自杀、杀人等高危事件。
熊培云（天津，时事评论员）：
我对国家的最大贡献，不是少年时勤学苦读走出了闭塞偏远的山村，给了自己一个相对广阔的前途；不是大学毕业后拿了几倍于父母的薪水，可以作为家族的“小政府”为他们提供教育、医疗、社保等福利；不是在巴黎留学时让外国朋友看到我是个意气风发、彬彬有礼的好青年；也不是与妻子相亲相爱、生儿育女……而是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自由的趣味与独立的人格。
周凌峰（长沙，自由职业者）：
除了奥运会和“神舟七号”上天时在电视机前欢呼一下，做些只有自己才能看到的加油动作之外，我没为国家做过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座中人（北京，媒体人）：
去年就调查了牛奶掺假问题，最“刺激”的部分让领导“和谐”掉了，等于没做。
丁磊（广州，网易CEO）：
作为企业家，我们的本分是做好产品，让消费者满意。同时，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企业家本人和企业在不断向社会输出健康的价值观。
和菜头（昆明，知名网友）：
我没有贪污过一分钱，我完成了每一项任务，我没有把任何一位女下属按倒在办公桌上，我得到过一张“卫生模范”的奖状，很难说服自己那不是个讽刺。为了彻底让国家减负，我在工作11年之后辞职离开国企。走时老总没有对我说“谢谢”，他不认识我，我没见过他，他们换得实在太快了。
国家为我做了什么
鄢烈山（广州，时评作家）：
国家为我做的最大好事是，我这一辈人没有经历战乱，既无外寇的入侵，也无军阀混战、土匪剪径。须知，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连做“太平犬”的最低愿望也没有达到。
周翼虎（北京，央视职员）：
我是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毕业被分配在国营单位。大学时代有粮票，有副食补助，学费全免；工作后单位分房、养老，都让人称羡。但2008年之前，我没深刻意识到国家为我做了什么。从契约的角度看，组织既然束缚了你，当然也应该保护你。
但今年各类重大的经济、社会事件，让许多人开始思考国家的作用。在过去的日子里，国家给了我最重要的东西——它如同空气和水，一刻也不能离开，这就是整个系统运行的“安全感”。
蔡印同（法国巴黎，留学生）：
最近30年中国的进步，使我摆脱了父辈辛苦耕种一生的命运，尤其在国外受到更多尊重。不到国外生活几年，很难体会到国家之于个人的重要性。
尽管中国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但相比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国真的已经做得不错了，比如能让上亿人脱贫就算是一个伟大的人权工程。
丁莉丽（杭州，大学教师）：
儿子刚上小学，最大的感受是读书免费了，终于可以不必支付幼儿园那样的高价。而我自己也可以说是赶上了读书的好年代，让我免费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所有教育。
胡森林（北京，国企员工）：
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使我不再尝到童年时缺吃少穿的滋味。国家给了我自主选择和把握命运的机会，我得以从偏僻山村到繁华的北京安身立命。
胡朝辉（广州，IT公司职员）：
客观来说，今年我妈开刀住院，享受了近50%的报销，这是几十年来国家为我做的最大的一件事。犬子从这学期起，不用交学杂费，享受义务教育。
叶檀（上海，财经评论员）：
做的挺多的。办了小学、中学、大学，让我上了十几年学；办了社科院、报社，让我找到了工作的地方；让房地产市场化，虽然贵点，到底不用挤在筒子楼，等单位分房；让所有人有了追求财富的动力，我也能向求富有道者看齐；办了银行和资本市场，让我和一大帮朋友有了共同感兴趣的行业，知道了K线图，对美国的股市牵挂不已，了解世界经济大势，增长了见识，还能时不时地赚点小钱——虽然让上市公司拿走了不少。
王卫明（南昌，大学教师）：
国家至少为我做了三点——悠久的文化、宝贵的和平、有尊严的民族自豪感。但是，国家提供的安全是打折的，我在北京曾遭遇抢劫差点丧命，还吃过不可靠的奶制品。
陈鹏（兰州，大学生）：
基本收入：本科四年共获奖学金三次，因非贫困生，故不能参评国家奖学金和其他各类专设给贫困生的奖学金，获校级一、二、三等奖学金奖励，总计3000元。
国家下拨每月基本生活补助31元（其中1元扣作班费），四年累计1440元。
国家为我总计花费4440元。
本人家境一般，学习刻苦，成绩也算优良，大学期间算下来资产净负45520元。眼见高中毕业时，学习成绩一般的哥们儿，在美国大学轻松赚得大笔奖学金，感慨不已。然不思悔改，仍留国内继续上研深造。
王军杰（上海，律师）：
有衣穿（打折的），有饭吃（速食的），有房住（租来的），有车开（两轮的）。
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
许志永（北京，大学教师）：
我会继续努力，和很多有责任心的公民一起，推动国家民主法治进程；会继续通过典型个案推动法制变革，通过研究为制度变革提供建设性方案，通过参与公共事件发出理性的法治启蒙的声音。
我还会努力实践非暴力的理念，用承受痛苦的方式消除野蛮暴力，消除社会不公正带来的暴戾气息。必须有健康理性的力量主导中国社会的现代文明转型，这种力量必须来自人性的道德良知。
信力建（广州，民办教育者）
在将来，我想再开100所幼儿园、10所大学、两个研究院、两个孤儿院。
盛大林（郑州，媒体人）：
我觉得我能当一个比较好的公仆，越高级的公仆越适合我。至少，我绝不会像现在的某些公仆那样贪得无厌，即使是个“芝麻官”也要住豪宅、开名车；我也绝不会像某些干部那样，尸位素餐，任凭有毒的东西掺入食品直到走上百姓的餐桌。如果我是公仆，我愿意公开我的所有财产及其来源，我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监督……
纪雪涛（广州，软件工程师）：
我还能为国家做的，就是跟她继续较真。较真很可恶？若有时间，我还想跟她找茬儿呢！例如，我曾为一座清代园林的保护，打电话给文化局，给“市长信箱”写过信，前者不能给我答案，后者问了一大堆我的个人资料，两个多月过去却没有回邮件。较真需要精力，找茬儿还须冒险，正因如此，这两点我还做得不够好，为此我深表惭愧，并向较真和找茬儿者致敬！
丁莉丽（杭州，大学教师）：
我想利用讲台这个有限的平台推广优秀的思想文化，唤起大家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尽管这一切在这个时代听起来似乎有些虚无缥缈、自作多情。
胡朝辉（广州，IT公司职员）：
争取升工资，交更多的个人所得税。不要多考虑将来养老的事，要多花钱，为拉动内需尽绵薄之力。节约能源，如无必要，不开车。关心社区的利益，见了陌生人也微笑。还要体谅国家的难处，少发牢骚，确实想不通，就仰望星空。
陈强（福州，海归人士）：
出国之后有了比较，痛感我们国家在教育水平、社会公德、环境保护等“软件”方面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明显差距。我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的真实感受说出来和大家分享，以期引起共鸣。
尽管在表达的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误解，但我是真心希望中国能尽快步入世界一流国家之列。如今我把传播不同文化和普世价值观念，视做提高国民素质、为国家做贡献的一种“软性”方式。
熊培云（天津，时事评论员）：
把一生当做自己的远大前程，这才是我的主观愿望。至于客观上我能为国家做的，不过是和所有时代同路人一起，以批评建设国家，使国家这一工具为公民所用，而不是让公民为国家所用。
我知道自己正在参与一个琐碎的工程，也从不奢望这些批评能在一夜之间改天换地。但毕竟功不唐捐，通过大家一点一滴的努力，日复一日地做事，终究会多一些改变的希望。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我相信在更远的将来回首时，你我都能远远望到。
周士君（河南新乡，公务员）：
未来的日子，或许自己仍将遭遇人微言轻之困，但面对触目所及的时弊或各类社会现象，仍将捉笔上阵，以逞“匹夫之勇”，并尽公民之责。
周凌峰（长沙，自由职业者）：
我还能为国家做的是好好工作，养家糊口，同时侍候好退休金少得可怜且没有医保的父母，不给国家添麻烦。
云帆（北京，自由职业者）：
假如有一天，国家需要我做出某些重大的付出，比如打个仗，或者勒紧个裤带什么的，当然我是愿意的，但那也就意味着国家面临了某些重大危机，那就最好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太平盛世，和谐社会，彼此都按部就班地守着自己的本分，就最好不过了。
郭龙（广西桂林，师大学生）：
作为一名师范生，以后的工作就是教书育人。我最希望为国家做的是培养一些有独立人格的学生，而不是一些只会做题、高分低能的考试机器。
陶畅（广州，媒体人）：
一个年轻人，处于现在这个巨大变革中的国家时，多少还是有些英雄梦的。但多说无益，最切实的还是尽我所能，更踏实地去发现、思考、记录周遭变动的人与事。希望有一天，自己会像被誉为“世界新闻巨人”的李普曼那样，等到敲门的声音，等到笔直地站在总统面前的时刻，“抬头挺胸，昂首阔步，轻轻松松地面对每天升起的太阳”。
和菜头（昆明，知名网友）：
我还能继续工作27年，纳27年税，消化一套商品房，拉动一辆汽车的内需，在股市站三四次岗。为了对社会尽到义务，可能还要结一次婚，生一个孩子。然后尽量不离婚，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人。
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
缪剑文（上海，律师）：
我希望当我到行政机关办事的时候，不用找熟人；我希望法院的法官个个像法官，再也没有法官会对我咆哮“不要跟我谈法律”；我希望我为客户取得的胜诉判决能得到执行，而不是成为嘲笑律师无能的一纸空文；我希望中央和地方的法律执行该一致的地方总是一致的；我希望政府颁布的规章总是符合语法、逻辑和法理的，而且深思熟虑、目光长远。如果这样的话，我将会从我的工作中得到更多乐趣。
许志永（北京，大学教师）：
希望有一天，国家权力都为公众谋福利。法律代表公平和正义，腐败和特权没有了容身之地，每一个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都有法律的保障，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在精神信仰层面都是平等的。社会职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所有的人在相同的规则面前公平竞争。再也没有城乡之间的冷漠和歧视，再也没有了贫富之间的仇恨与敌意，再贫困的人也有体面的生活和尊严。
胡森林（北京，国企员工）：
一是改善农村基础教育，让千千万万像我一样的农村孩子在校园而不是工厂的流水线上追逐他们的梦想；二是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使我将来不至于被住房、养老和教育所压垮。
立秋（北京，公务员）：
领导干部不要把数百万的普通公务员当做“许三多”；民众也不要一想到公务员，就同贪官污吏相联系。
有权力没责任，有激励没监督，公务员很难不变成“私务员”。
周翼虎（北京，央视职员）：
我希望国家能给人民带来更多的个人尊严和机会。
周丽君（北京，财经评论员）：
我只希望来套廉租房！能让我的“房租收入比”维持在20％左右，我就谢天谢地了。我的收入除20％用来租房，20％用来生活外，或许20％可以用来积蓄，20％可以用来买书买报，甚至还有20％可以用来与女朋友培养感情……
曹清泳（天津，国企员工）：
母亲患病身体一直不好，由于现在医药费巨高，再加上大夫的脸色比病人的还难看，母亲怕身上的病没治好，倒会被医院折腾出新病。于是，她被时下那些“悬壶圣手”忽悠得不是买书攻读，就是吃宫廷秘方。钱越花越多，病却未见好。
我希望能切实地对现行的医疗体制进行有效改革，同时，加强医药市场的监管力度，杜绝庸医、黑医等江湖骗子横行于市，不要再让无辜的老百姓上当受骗，当冤大头。
李昌平（北京，三农学者）：
生活工作在北京好多年了，一年纳好几万元的税和费。我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却经常有人要我办“暂住证”或“居住证”。我是湖北人，可我已多年不尽“鄂民”义务。我既不是“鄂民”，也不是“京民”，可我还是“公民”吧？我一直想对祖国大声说：“祖国，我是你的儿子！”当然，我永远是我父母的儿子！因为，他们永远都不嫌弃我！
胡朝辉（广州，IT公司职员）：
按照她制定的法律来做就行了。哪怕打个六折，我也很满意。
孙存准（湖南永州，下岗职工）：
我觉得，国家已经今非昔比。她有实力举办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她有能力送“神七”遨游九天，她也有办法改变我目前的处境，为我及像我一样的下岗职工提供为国效力的工作岗位。
钱夙伟（浙江湖州，银行职员）：
现在最让我担心的是社会不公，尤其是官场的腐败。作为一个小市民，这大概显得有点可笑，但却是我的心里话。儿子刚工作，对单位里的许多潜规则已知之甚多。这种看不见的腐蚀，其实是最可怕的。
英子（上海，人力资源主管）：
希望给我们提供安全的食物和生存环境，让我有勇气生孩子。
鄢烈山（广州，时评作家）：
国家还能为我做得多了，但最重要的是让我看到公平正义，使我对我们的父母之邦有信心，有依恋之情，使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国家有基本的安全感，而不对食品、药品、住房等等都心怀疑惧如惊弓之鸟；对于我这个以出售思想、文字为生的人，希望能堂堂正正地在任何场合畅言国事、单位事，而老母亲和妻子不必担心有人给我“穿小鞋”。
陈强（福州，海归人士）：
国家作为大家共同的“家”，有责任为国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让他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同时让在海外的中国人时刻感受到祖国的尊严。
毛海栋（北京，研究生）：
火车应该开得更稳一些，别再让我在胶济线上提心吊胆；北京地铁该调整一下线路了，别让来北京的同胞每次都扛着大包小包在迷宫里面转悠半天；加强食品卫生的监控，别让毒牛奶再残害下一代；房子要建设得更牢固些，别再上演北川中学的悲剧；及时公开信息，别再让假虎照忽悠大家……
（郑天刚摘自《南方周末》2008年10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