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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宽容大度
1926年3月8日，因患尿血症，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经检查，医生发现他的右肾有一个黑点，被诊断为恶性肿瘤。割除右肾并解剖以后，果然看到其中有一个大如樱桃的黑点，但没有癌变。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带血，且检查不出病因，于是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一经传出，社会舆论大哗，陈西滢、徐志摩等都嘲讽西医“拿病人当试验品，或当标本看”。但梁启超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谈了他的看法：“右肾是否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出院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他的宽容，言之凿凿，情之切切，确实让后人满怀敬意。
闻一多：热心助人
1938年，闻一多与华罗庚一起随“西南联大”搬到了昆明。当时，日本飞机经常对昆明城区进行轰炸。为了安全，闻一多全家住到了昆明北郊的陈家营，华罗庚全家则住在了离城较近的黄土坡。不久，华罗庚租住的房子被炸毁，正当华罗庚为怎么安身发愁的时候，闻一多主动找到他，真诚地邀请他到自己家同住。闻一多家人口很多，他的住处也不宽敞。一开始，华罗庚谢绝了闻一多的好意。但闻一多多次诚恳劝说，再加上华罗庚实在无法可想，华罗庚一家就搬了过来。这样，闻家八口人和华家六口人挤在狭小的空间内，当中用布帘隔开，开始了两家人隔帘而居的简陋而其乐融融的生活。后来，华罗庚特地写了一首七言小诗《挂布》，真实记录了他们两家那段日子的生活：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小诗既通俗又风趣，是两个家庭共患难的真实写照，那种真挚的情谊、豁达的态度跃然纸上，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国家遭遇的苦难，表现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坚强决心。
（朱大鸣摘自《交际与口才》2008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