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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走进北大的那天晚上好像还是昨夜。那天，当大客车驶进校园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一大半。那时的海淀还不像今天这样商贾云集、灯火灿烂，比起刚刚走过的长安街来阑珊了许多。校园里弥漫着树叶的香味，那是我所陌生的北方的树叶。两个高年级的师兄蹬着板车来帮我运行李，可惜我没有能够记住他们的名字。后来，我听说校园里有这样一种传统——老生喜欢抢着承担接新生的任务，因为可以趁此机会认识新生中漂亮的女生。然而，我却相信那两位师兄并不怀有这样的念头。尽管他们跟我同样瘦弱，蹬三轮车的时候是那样吃力，但还是坚持着汗流浃背地把我的行李扛进了我的新宿舍，那是北大给我的第一份温暖。
在北大的7年里，我几乎不参加班级活动，也不知道班上究竟有几个女生。我待在图书馆的时间比在宿舍还要多。那时，商品经济的大潮开始翻涌了，校园的静谧也受到了莫名的搅动。面对着各种诱惑和干扰，即便是在北大的校园里，爱读书的学生也日渐稀少。那时，图书馆的新馆还没有开始修建，旧馆的建筑呆板平庸、毫无特色。但是，图书馆里的藏书却是一笔无法估量的宝藏。对于我来说，外观丑陋的图书馆比美丽的未名湖更加重要——未名湖是恋人们的世界，图书馆是单身者的天堂。我最喜欢到图书馆里的各类阅览室去随心所欲地翻阅那些积满灰尘的书。通常在那些最不起眼的角落里，隐藏着最好的书。我穿梭在图书馆与宿舍之间，每隔两天就背回来一大摞书。牛仔书包洗得发白，却很结实，无论装多重的书都承受得住。
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着我。《鲁迅全集》是两本两本地借出来看的，然后便是《复活》《莎士比亚全集》《巴黎圣母院》《浮士德》……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爱上了那些为文学、艺术、自由、民主和爱情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人。我似乎在与他们一起讨论、争吵、歌唱和哭泣。普希金的卷发和鲁迅的胡须同样让我着迷，哈姆雷特的脆弱和堂吉诃德的天真都融入了我的血液。这些高贵的灵魂是可以穿越时空的。
在每一本书的后面，都贴着牛皮纸制作的借阅登记卡。有的密密麻麻地填满了借阅的时间，有的则只有孤零零的一行，甚至还有的全部是空白。每个时间都对应着一个读书人，每个时间都对应着一段奇妙的青春。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读过这些书，但他们跟我之间似乎有着某种类似于血缘的奇特关系——喜欢同一本书的人应该都是兄弟姐妹啊。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在茫茫人海中辨认出他们来，为着我们曾经共同拥有过某一本书。
那些日子，连吃饭都如同在军校里那样迅捷，吃完饭又骑上自行车往图书馆赶。记得有一年的夏天，我挥汗如雨地在台港报刊阅览室翻完了十几册厚厚的《文星》合订本——这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最优秀的刊物，它聚集了一群天真而坚强的、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文化人。在密密麻麻的书架之间，我发现了整整一个格子的《文星》，那一刻就好像一个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文明遗址一样令我兴高采烈。我如饥似渴地翻阅着那些已经开始泛黄的期刊，也翻阅着李敖他们狂放不羁的青春。30多年前的刊物，装帧和印刷都显得无比简朴，但那竖排的文字在我眼前像星光一样闪烁着。作者们当年少年轻狂，如今大概已经满头华发。他们在那么小的一个岛屿上，思考着关于大海的问题。我在文字间听到了潮水的声音，也闻到了潮水的腥味。我多么羡慕他们啊！他们的文字能够在像《文星》这样的刊物上发表，而我的文字却只能压在抽屉的最底层。
笔记本很快就写完了一本，然后是下一本。等我离开北大的时候，居然积攒了整整一箱子的笔记本，足足有20多本。看着这些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写的笔记本，我想，我真是一个卡内提所说的“吃书”的人啊。
北大是一片肥大的桑叶，我是一只小小的蚕。我一辈子都啃不完这片桑叶。这片桑叶，不仅我啃过，我的老师以及老师的老师也啃过，将来我的儿女以及孙子孙女还会来啃。
（高 峻摘自《未来作家报》，张 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