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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经济学》一书中提到了一个现象：1951年，中国在公路上的死亡人数为852人，美国当年在公路上丧生的人数则达到了35309人；到了1999年，两国的人口数量几乎都翻了一番，中国因车祸造成的死亡人数接近84000人，而美国却依然只有变动不多的41508人。那么中国的车祸死亡人数增长速度为何远远超过了美国？
我们会自然地认为，原因在于中国车辆的数量大大增多了，而美国车辆的数量变化相对不大。
实际数据却是：1951年，中国的机动车大约有6万辆，而美国则有4900万辆；到了1999年，中国的机动车数量达到了5000万辆，而美国的数量是超过2亿辆——是中国的4倍。在车辆数只有美国1/4的情况下，中国车祸死亡人数依然是美国的1倍多。
中国这样一个没有很多车辆的国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因为车祸死亡？我们可以用著名的斯密德法则来解释。1949年，英国的统计学家及道路安全专家R.J．斯密德发表了一篇论文——《道路安全研究的统计问题》，指出：当时包括美国和新西兰在内的几个国家，车祸死亡人数随汽车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死亡率开始渐渐地下降。虽然不是完全同一地下降，但是绝对死亡率一直在下降。
为何会出现斯密德法则呢？作者提出了两个观点：首先，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人们会大声呼吁对交通采取措施（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车祸年死亡人数达5万人）；其次，一种“国家学习曲线”在发挥作用。道路上的车辆增多，与车相关的人也会增多，他们会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道路问题——比如修筑更优质的高速公路，制定更健全的交通法规，让汽车厂商制造更安全的车辆，同时努力促进交通文化趋于完善。这样，即使交通拥挤多一些，交通死亡率也往往能降低。
在中国马路上所看到的现象，多少让人毛骨悚然。从春运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返乡团”组成浩浩荡荡的摩托车队，从福建、广东开回四川、重庆；我们开车时也常常看见自行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上；至于在中国广大农村，一辆小型摩托车载三四个不戴安全帽的人亡命快递般地飞驰，更是家常便饭。随着近年中国公路基建的大规模展开，原先适应了在中间无隔栏的马路上开慢车的司机们，一下子还来不及适应高速公路上的行车规则，这也提高了交通事故发生率。
从以往的经验看，在中国和印度，随着有车族越来越多，死亡率会随之上升。但从中国大量的人口死亡案例中，还可以观察到另一种现象：一方面，在中国，死在路上的人越来越多，超过了以往；另一方面，从登记在册的每千辆汽车对应的死亡人数来看，中国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实际上已经在下降。这也是符合斯密德法则的。
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大量现代化汽车涌入了在某种程度上不够现代的道路——雷克萨斯和人力车交杂在一起——这种令人眩晕的“迅速现代化”带来的是：不同年龄的人，虽从未驾驶过汽车，但都同时进入道路。2004年，北京每7名司机中就有一名新手，他们都是交通事故的高危人群。
用尖锐的经济学语言来说，发展中国家多数道路的死亡人口和不安全的道路系统可以看做是暂时必要的“负外部性”。换句话说，就像污染或者恶劣的工作环境一样，这些都不过是发展中国家为了“赶上来”所付出的另一种代价。实际上，有人可能将道路上的疯狂行为看做是工业城市嘈杂、肮脏甚至混乱的集中体现。事实上，安全有序的交通，对于那些可以负担得起的发达国家来说的确不错，但在发展中国家，人们首先得把汽车和摩托车开上路，保证能乘车上班，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后，才会去考虑安全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虽然疾病率下降了，国家富强了，道路死亡率这种“发展疾病”却上升到了顶点。不过，从前面的斯密德法则我们可以预知，道路死亡率到了顶点之后会开始下降。
经济发展程度和交通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这一点很奇怪，也让人十分诧异。显而易见，一个国家的机动车保有率与其人均GDP之间有线性联系：钱越多，车越多。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汽车保有率开始大幅增加。研究人员也指出，人均GDP不高的国家，人均死亡率也较低。这大概是因为汽车的数量没有那么多，因此即使平均每辆车对应的死亡率很高，自然人均死亡率仍较低。而随着人均GDP的增长，死亡率呈急剧上升的趋势，但每辆车对应的死亡率会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下降。比如说，人均GDP从1200美元上升到4400美元，那么每辆车对应的死亡率就开始按一定比例下降。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了8600美元（1985年的价格水平）之后，这个国家的人均死亡率才会开始下降，最终比那些人均GDP很少的国家的死亡率还要低。得到这些数字之后，研究人员认为，拿印度来说，其2000年的人均GDP（同样采用1985年的标准）为2900美元，那么要到2042年道路上的人均死亡率才会开始下降。
这似乎是一个让人感觉痛心的“铁律”，它注定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有很多人死在路上。如果将人均GDP的等级和道路死亡率进行比较，可以很凄惨地看到二者存在对应关系。比如：挪威的人均GDP位于世界前列，道路安全性方面也排在了世界前列；乌干达的人均GDP位于世界第154位，那里的道路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原因很简单：低质量的道路和基础设施，医院和医生数量的不足，不安全的车辆。在尼日利亚，公交车被称为“移动太平间”或者“飞行的棺材”。
（祝 媛摘自《万科》2009年第4期，图选自中信出版社《一点巴黎》一书，〔法〕让-雅克·桑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