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她是一名退休女工，默默无闻了大半辈子，却始终不甘接受平庸的生活。为此，她刻苦钻研经济学，逐渐获得了一些认可。尽管她仍然要面对生活的窘迫和身份的尴尬，但她用坚持告诉人们：一个寻常人，也可以追求自己的学术梦想。
每天出门前，57岁的上海退休女工王炼利一定会涂上口红，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哪怕只是去菜市场买菜。
下6楼，右转，经过树荫下一群剥毛豆、逗孙子、扯着家长里短的退休老太太，她总是瞅都不瞅一眼，匆匆从她们身边走过。“我不属于她们，至少在精神上。”她说。事实上，“属于哪个群体”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王炼利。退休后，她写了几篇经济论文，开了一个关于经济学的博客，逐渐在经济圈里赚到一点名声。在公开场合，她喜欢被人称做“王老师”，尽管她只在学校读到初中二年级。
她是一个开了17年车床的退休女工。从1968年第一天上班开始，17年里，她的工作就是在车床边，一手摇手柄，一手用模具制作各种圆形的东西。至今，她的大拇指都力气奇大。
如今，这名退休女工仍住在住了20多年的房子里，沙发、书柜、缝纫机挤满了不到10平方米的客厅，纸箱、皮箱一直堆到天花板。退休后，第一个月拿到865元退休金的王炼利很清楚，自己其实跟楼下的大多数退休工人没什么区别，仅能过上“小虾小螺”的日子。
但她并不甘心。从一开始，她就不愿意接受“小人物”的命运。她从小的理想是当政治家，刚上初中，就跑到华东政法学院，看国际政治系是什么样。她天生对政治、外交这些“大事”感兴趣。12岁那年，她甚至一个人跑去上海青年宫看秋瑾的血衣。她崇拜“英雄”。
只是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生活没有给她实现理想的机会——“文革”中止了她的学业，尽管她学习很好。16岁那年，这名少女进入了上海一家大型造船厂当车工，政治家的梦想被日日轰鸣的机器一点点碾碎。
书籍成了她寂寞岁月中唯一的安慰。她偷偷借读《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到上海交大找到内部供应的周一良编的《世界通史》，甚至自学了代数、几何。也因为爱读书，有人背后称她“精神病”。
1977年，女工王炼利在刚恢复的高考中考了高分，但因政审不合格，她不得不再次回到机器旁。
此时，她的理想已经变得很现实：离开车床，不再做“圆疙瘩”。8年后，生性好强的她通过了17门课程的自学考试，成了有着四五千人的造船厂里第一个靠自学取得大专学历的工人。
1988年，王炼利换了工作，干起了工程预算、审计，整天跟数字打交道。她发现数字“像艺术一样迷人”。
她成了数字迷，经常出没于旧书店，搜寻老数据。每次到北京，她都要到三里河国家统计局旁边的一家专业书店，买大本大本的各种年鉴，收集数字。
这些数字，开始改变她的命运。1994年，被称为“全厂审价一支笔”的她因为不肯在一份工程决算价只有10万元却报价100万元的决算书上签名，被迫从国营船厂辞职。此后，她在其他私营企业、上市公司辗转，所从事的工作都离不开“用数字说话”。
到2004年，她关于房地产、国企改制等问题的经济论文先后发表。瘪了多年的理想气球，又渐渐鼓胀起来。有人甚至称她是“民间经济学家”。
2002年冬天，当王炼利退休时，80多岁的婆婆原指望她多承担点家务，可她却更忙了，成天在屋子里演算。
起初，王炼利的文章并不受内地媒体重视。于是她转而把论文投到香港，甚至放到网上。她举贤不避己，经常给著名学者写邮件，“兜售”自己的观点。凭着这样一种锲而不舍的劲头，她的论文在圈内渐渐有了一定影响，博客的点击率日渐增多。慢慢地，她结交了一些经济界的“主流学者”。
她称自己“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退休女工”，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变成传世之作。然而她的家人丝毫不觉得她“著名”。她的论文，她老公一个字也没读过，她的儿子也称“读不下去”。
在热衷谈房子、股票、赚钱的亲友圈里，大家笑她做这些事“虚无缥缈，不来钱”，更不理解她经常花3个小时到图书馆，复印一次资料要花200多元的举动，认为她实在“拎不清”。
按她的解释，做这些事最直接的原因是，她必须拿出数据说真话，以反驳某些官员的“谎言”。电视上说，上海人均居住面积提高了多少多少百分点，她会“啪”地把电视关掉，因为“那是假的”。
她从巴金的追悼会上回来后，更坚定了自己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
1967年第一次见到巴金时，王炼利在离巴金仅几米远的地方高喊：“打倒巴金！”38年后，再见巴金时，老人安静地卧在玫瑰丛中，系着鲜红条纹的领带，永远睡着了。在无数的挽联中，她记住了一个：“用忏悔拒绝遗忘，以真话抗拒谎言。”她握着一张巴金闭着双眼的木刻像，走出殡仪馆，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说真话，一定。”
然而，一名退休女工要在学术圈说出真话并不容易。她深感在中国，学术研究已被当成待遇，而不是工作。搞学术研究成了“高层次”人的专利。
偶尔，王炼利也会受邀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有一次，她参加中国房地产税务工作研讨会，在介绍与会者的资料上，她被写成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很多专家学者都对她示好，称她“王老师”。但当她在发言完毕及时对身份做了更正后，“一些专家、学者的脸变得比6月的天还快”。
她甚至破天荒地被邀请到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讲台，与她同台演讲的是世界名校的教授、渣打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不过，当翻译介绍她时，说的是研究员，而不是“退休女工”。“说到底，复旦还是在乎我的身份的！”她叹了口气。
真正以“女工”身份登上清华大学的讲台，在她看来，那是值得她终生纪念的日子：2007年11月19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教授知道她的身份，就邀请她给研究生班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课。她第一次真正成了“王老师”。
当然，王炼利明白：这样的邀请，纯属这位教授的个人行为，校方并不知情。
即便如此，她也知足了。10年前，她第一次到北京，站在从小就向往的北京大学门前。门口站着保安，她不敢进去。她怕保安问她是干啥的，那样，她就得回答“女工”两个字。她暗暗发誓：自己终有一天要进北大，但不是这样进去。
“北大没进，进了清华，也不错！”她笑着说。
偶尔，她也会感念“女工”身份带给她的一点幸福感。因为“女工”，她被人小心地称做“自由学者”。她也足够“自由”，不用服从老师的观点，不用担心越了门派，也不用在乎主流不主流，而只在乎“对不对”。
“女工”的身份还帮助她完成了基层的市场调研。为了弄清楚保险行业的一些黑幕，她假装想当保险推销员，参加了两三个月的保险经纪人培训。后来，她就此写的关于保险的文章，被挂在一些保险公司的网站上。
但更多时候，她对“女工”的身份感到无奈。她的名片“空荡荡的”，没有职称、单位，只有名字、电话。她说，郎咸平的名片也这样，但人家是名人，完全有资格空着，而自己实属无奈，难道名片上写“退休女工”不成？
这名被称为“工人经济学家”的退休女工，一心想成立一家依托数据的咨询公司。她开口谈的，是如何给民营企业指出“致富的路”；她写的文章，论述的是解决千万人住房问题的大道理。
她并不回避自己想“致富”的迫切心愿。她甚至很在乎“儿子结婚的房子是女方给的”。当然有时她也感到“自卑”，因而从来不会邀请经济学家朋友到自家的小客厅“坐一坐”。
（秦嗣斌摘自《中国青年报》2009年6月3日，王小钦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