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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经过58年，寄托着4条鲜活生命的烈属证，终于到达烈士的家乡，送到他们家人的手里。58年来，家人不知道他们的死活，有的家人甚至并不知道他们当了兵。他们是被一个陌生农民送回来的……
把烈属证送回去，不就等于送烈士回家
说起来，今年37岁的李红旗寻找烈士家人、送烈士“回家”的行程，始于11年前的一次“巧遇”。
那时，家住河北定兴县固城镇国兴村的李红旗刚结婚，带着新婚妻子去保定玩，在旧货市场上发现了5张“革命烈士家属证明书”。这些证书看上去年代久远，但保存完整，上面用毛笔字清楚地写着烈士的姓名、家乡地址和牺牲的时间地点。收藏古玩是李红旗的业余爱好，他决定把这些要价500元一张的烈属证买回家收藏。
李红旗一边和摊主讨价还价，一边继续翻检。一本油印的抗美援朝战争记录，和另一份由高级官员签署的唁电引起了他的注意。
李红旗确认了这些物件的真实性，他掏出2500元，把5张抗美援朝烈属证和作战记录买了下来。他盘算着，过阵子再把这些东西卖出去，赚点钱贴补家用。回到家，李红旗把烈属证给老父亲看。老父亲缓缓地说：“这是烈士的东西，咱应该还给人家。”
李红旗空闲时，翻看买回来的那本记录，知道那场战争打得异常艰苦。他没怎么读过历史书，不知道这些烈士所在的部队，是朝鲜战场上打得最艰苦的一支部队，也不知道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曾在祝捷电报中破例为这支部队使用了“万岁”这一至高无上的赞美词。
李红旗越来越觉得，不能拿这些烈属证去赚钱。
找了10年，终于有一个烈士“回家”了
“开始想得忒简单，不就是把东西给人家邮回去吗？距离最近的一个，地址就在我们河北，多近啊，肯定最好找。”李红旗翻出陈玉山的烈属证，上面的地址是河北磄河县二区铁佛堂村。他信心十足，但没想到，这一找，就是10年。
李红旗最先想到求助的地方，是河北省地名办。他打电话过去，对方说没有磄河县。他又打电话到河北省档案馆，查询结果也是没有这个县。李红旗一下子觉得，这事不好办了。
李红旗经常去古玩市场寻找那些旧地图，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地图。偶尔发现一张，就蹲在那里细细地看，可都没有找到磄河县。他外出打工，也在打听磄河县。他甚至拜托那些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跑运输的，帮他一起寻找。可是几年时间过去了，寻找烈士家乡的事毫无进展。
2007年7月，一个做小买卖的人来到李红旗家的村庄，李红旗随口问了句：“听说过铁佛堂村吗？”这些年来，打听磄河县铁佛堂村几乎是李红旗与陌生人谈话必不可少的内容，但每次都没结果。这一次的结果却让李红旗高兴得“蹦了起来”。对方说，在香河有个铁佛堂村，他总上那边做小买卖。
电信局的114台没有登记铁佛堂村村委会的电话，只有铁佛堂村小学的电话。李红旗打电话到小学，想让对方帮助寻找陈玉山烈士的家人，对方很不耐烦地挂掉了电话。他再打去，对方不再接听。李红旗和弟弟一合计，电话号码都是按地区划分的，同村的号码，前几位总是一样的，差别在最后两三个数字。如果挨个打，还怕找不到铁佛堂村其他人？
那个下午，他和弟弟一起，占着公用电话，轮流打。在100元电话卡上的钱快要用尽的时候，终于打通一个电话，是铁佛堂村的一家工厂。对方听李红旗说完缘由后，找来一个村干部听电话。李红旗告诉村干部，烈属证上留的家属名字叫陈玉清。
4天后，李红旗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我就是你要找的陈玉清。”在电话里，陈玉清说他是烈士陈玉山同父异母的弟弟，比陈玉山小15岁。现在父母都不在世了，他也已经70多岁。
李红旗认定，这个陈玉清就是他找了10年的人。“我把烈属证给你送过去。”李红旗对陈玉清说。“不要，我不要你给我烈属证。”陈玉清的回答出乎李红旗的意料。
老人的愿望很简单，请组织上派人去找李红旗，从他手上拿回烈属证，再由组织送给家人。在陈玉清看来，这样才是“规矩”的做法。
几个月过去了，事情毫无进展。李红旗决定，还是亲自去陈家送还烈属证。
一见面，陈玉清就哭了。他告诉李红旗，哥哥当年是和父亲赌气离开家的，此后便没了音信。1978年父亲临死前还在念叨：“你有个哥……叫山儿……这个逆子，我要死了，他都不回来看我……”接到李红旗的电话后，陈玉清特意去给父亲上坟，告诉父亲：“我哥不是逆子，他是抗美援朝的烈士，是国家的英雄。”烈属证上写着：陈玉山，1950年12月31日在突破“三八线”的战斗中牺牲，34岁。
李红旗忍不住哭了，他一边替陈玉清擦眼泪，一边安慰陈玉清。
让李红旗安心的是，终于有一个烈士“回家”了。
他终于认祖归宗了，我没法谢你啊
李红旗用10年时间找到烈属证的主人，当地媒体最先报道了这件事。很多人都议论这件事，这让李红旗看到了媒体的力量，他想借助媒体寻找其他几位烈士的家人。
李红旗最先找到天津《城市快报》和《北京青年报》，把天津籍烈士李金树和北京籍烈士吕奎才的信息刊登出去。
很快，在北京，一位读者说有一位名叫邓淑清的老人，说报纸上登的烈士吕奎才好像是她的小叔子。烈属证上吕奎才的家属名叫吕邦俊，正是邓淑清的公公。年近八旬的邓淑清并没有见过小叔子，她是50年代嫁进吕家的，小叔子的名字也不叫吕奎才，而是叫“吕金财”。因为烈士的名字没有对上，李红旗在电话里建议邓淑清去找老邻居打听打听。过了一阵子，邓家装修老宅，居然在墙壁的缝隙里找出一包老物件，其中就有两张军属证。这两张军属证边角磨损得很厉害，一看就是历史久远。第一张军属证系烈士生前所在部队于1950年8月12日签发，名字为“吕金财”；第二张军属证为上级单位于1950年8月29日签发，名字为“吕敬财”。
李红旗推测，烈属证上的“吕奎才”，“奎”字疑为“金”之笔误，“才”则与“财”读音相同。所幸烈属证上其他信息与两张军属证上的记载都吻合。
李红旗把烈属证送到邓淑清手里时，这位从未见过小叔子的老妇人伤心地哭着对李红旗说：“他终于认祖归宗了，我没法谢你啊！”
两兄弟居然起了一样的名字
为了寻找李金树的家人，李红旗又来到天津《城市快报》，寻求当地媒体的帮助。
几天后，读到报道的一个读者提供了一个信息：潘楼村有个叫李金树的老人仍然健在，他的父亲叫李同玉。李红旗随同记者前往潘楼村，见到了李金树老人。李金树说，他是有个哥哥外出当兵，几十年没有消息。李家所在的潘楼村原属张窝乡管辖，看来烈属证上的“满楼区张窝管村”可能是“张窝乡管辖的潘楼村”的笔误，而“潘”也笔误成了“满”。
李金树本人因为健康原因，说话已经不太利落。家里兄弟几个，小名叫大柱、二柱、三柱、四柱。他本人是二柱，后来上夜校，老师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李金树”。他估计，哥哥大柱可能也是在部队改了名，但他没想到，两兄弟居然起了一样的名字“金树”。
村里的几位老人聚拢过来，他们是大柱小时候的伙伴。据他们回忆，大柱家里很穷。1949年1月，20岁出头的大柱顶替邻村一人入伍，当了国民党的兵，家里因此得到了大约1000斤棒子面。
我不是为了钱来的
2009年4月，在成都一家媒体承诺赞助差旅费后，李红旗决定去成都。他随身只带了2000元钱，还有那张烈属证。这位烈士叫周明星，四川省中贤县五燕区狮子村人，曾在339团9连服役，1951年2月在杨子山战斗中牺牲，25岁，家属叫周明发。
李红旗到了成都，住进对方指定的宾馆，记者答应第二天带他去寻找烈士的家人。第二天，记者却对他说，赞助的事黄了，让他回河北去。
晚上，李红旗在宾馆看电视，记下了本地电视台的热线电话，打电话去介绍自己。
第二天，成都几家媒体报道了李红旗入川寻人的消息，但没有一家能帮他解决路费。
李红旗担心，他付了住宾馆的费用后，连买返程火车票的钱都不够。正当他着急的时候，“平安成都”栏目的记者来了。“他们答应给我支付往返路费和住宿费，大概3000元，不过他们要求独家报道。我答应了。很快又有别的报社记者打电话来，说可以给我5000元、8000元。我没答应。我真不是为钱来的，只要能找到烈士的家人，比什么都好。”李红旗和“平安成都”记者在四川省地名编撰委员会和档案局，都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他们又来到成都市公安局查找烈属周明发。系统显示，有3个人叫周明发，但都在重庆。他们转奔重庆，很快排除了前两个周明发。
4月20日，李红旗到了万州甘宁镇二屯村，找到第三个周明发。老人已经81岁，耳背。李红旗只好趴在他耳边，大声重复自己找来的原因。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周明发，周明星是我弟弟，新中国成立前出去当兵，一直没消息。”老人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周明发在家里摆上香烛祭拜祖先，告诉先人：弟弟回来了，他是英雄。持续的鞭炮声，震动了全村老少。
看来这张烈属证很难送回去了
在寻找烈士家人的过程中，李红旗学会了上网。偶然地，他检索到一篇署名郭于华的文章。文章对这些烈属证流传到旧货市场感到心痛：“普通人的命运，难道就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李红旗觉得文章里的话很有道理：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
李红旗把这篇文章打印出来，和仅剩的那张烈属证收藏在一起。最后一位还没有回家的烈士叫陈武昌，广东省阳会县人，1951年2月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3岁，家属陈王氏。
“陈王氏这个名字太模糊了，等于只有姓。烈士牺牲的时候那么年轻，应该没有娶妻，这估计是他母亲的名字。他母亲现在应该也过世了，看来这张烈属证很难送回去了。”李红旗说。
（常 林摘自《百姓生活》2009年第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