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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一次飞行旅途中，邻座一位老先生的神态引起了我的注意。三个多小时的旅程，他的姿势居然没有什么大的变动。直到飞机开始降落时，他才睁开眼睛，看来他是单身一人出来的，而且好像心情不太好。
很巧合的是，换乘飞往美国的飞机后，他仍然是我的邻座，因此，我们便开始交谈了。
言谈中，我得知他十多年前从台湾到美国定居，这次是取道香港回大陆探亲的。
当他讲到回故乡山东探亲的时候，神情又变得深沉起来。他取出一沓相片递给我看，有一张让我觉得纳闷：照片上一位老人正伏在一个坟头上哭泣。我看不到老人的脸，但从衣着和外形上看，我知道是他。我想坟里埋的一定是他的父母吧，或者是当年留在大陆的发妻。他看出我的疑惑，就对我叙述了一段悲凉往事……
“那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那时的中国大地正被日军的铁蹄肆意践踏着。我和那座坟里的人，当时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我们的双亲是很好的亲戚。我十六岁那年成了孤儿，全靠他父母收养了我。为了供我俩上大学，他父母连家传的古董都变卖了。我当时很感动，发誓日后要好好报答两位老人家。我的那位兄长比我大三岁，我们很要好，很合得来，但一谈到政治，彼此的观点便有分歧了。
“后来他加入了共产党的军队，我加入了国民党的军队。但当时我们的理想都是要打倒日本侵略者，挽救中国，只不过是信仰不同罢了。我们分手两年后，在一次战役中，我立了功，升了官。但我的那位兄长，却在那次战役中战死沙场。这件事我是隔了一个月后才知道的，我哭了整整一个晚上。尽管他不是倒在我的枪口下，但我总觉得是自己的枪打中了他，一直无法从这种感觉中解脱出来。
“事后，我托人送些钱和衣物给他妻子及我的养父母，他还留下一对不满两岁的双胞胎儿子，生活一定很困难。但几次送去的东西都被退了回来。我内心感到很不安。1949年，我随军队到了台湾，从此就没有他们的音讯了。
“后来，我决定趁有生之年回家乡一次。通过朋友的帮忙，我和大嫂取得了联系，她很少谈及过去的事，只询问我的近况，并介绍家乡的变化。大嫂还在来信中告诉我，两位老人已经去世，临终前一年还惦念我的下落。大哥的双胞胎儿子已经各自成家了，大嫂已退休安享晚年。来信多次希望我能回乡一叙。
“我在亲情的催促之下，就起程回去了。在家乡停留了十天，他们热情地招待了我。我看到家乡的变化很大。尽管他们的生活水平还不可能跟美国相比，但每个人都生活得很安然、很愉快。临别时，我们都哭了。他们希望我常回去，我则要求他们能在我的养父母及兄长的坟旁留一块空地给我，让我百年之后能在那里安身。他们欣然答应了我的要求。就这样，我带着他们的热情祝福回来了。尽管心理上得到了安慰，但心情却无法平静下来。”
我对他表示理解。他很高兴，对我说：“尽管你生活在美国，但你依然是中国人。”他问我：“你是否希望海峡两岸和解？”我很坦白地说：“我无所谓，因为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想不到老人激动地说：“小姐，你不知道西方有些人经常拿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做话柄，作为他们报纸、杂志上耻笑中国人的内容吗？每当有人问我，你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时，我就很难受，我会大声回答：‘什么台湾人，大陆人，都是中国人！’这就像我和我的兄长一样，不管我走到哪里，我们之间还是系着那缕斩不断的情丝……”
我看着他，一种无法形容的情感涌上心头，是惭愧？是不安？还是他的话激发了我的民族情感？
临别，他告诉我，他打算将所有财产转回大陆，在家乡建一座大型图书馆和一所比较先进的医院，然后在那里安度晚年。他的太太早已去世，四个儿女分别在德国、荷兰及台湾地区，他一个人在美国很孤单，倒不如来个叶落归根。
（王星杰摘自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滚滚红尘美利坚》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