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真正的患者，感觉会更糟
这天早晨，杨甫德被困在医院里，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患者。
他挪动着步子，在人挤人的队伍中缓慢前进。他已经无暇顾及贴着他前胸后背的都是谁，只是紧盯着十几米之外的挂号小窗口。和黑压压的一片人头比起来，门诊大厅小得可怜，人们无可奈何地挤在一起，沉默而焦灼。
“我能排到号吗？”他想。
杨甫德是北京市回龙观医院的院长，那天，他以一个普通失眠者的身份去看病，早晨5点多就出门坐公交车，6点多到医院。在挂上号之前，他已经排了近两个小时的队。
很不幸，轮到他时，心理科的专家号挂完了，他只能挂到普通号，而且是几十号以后了。为此，他又在拥挤的大厅等了近5个小时。座位早就没了，有人靠着栏杆，有人铺报纸席地而坐，还有从外地来的患者，直接坐在行李上。轮到他看病时，已近中午12点。
说到等待的感受，他皱着眉说：“毕竟我没有病重到一定程度，真正的患者，感觉会更糟。”
杨甫德一直在掐表计时。他发现，从进入医院到离开医院共用了7个小时，其中95.1％的时间都在排队等候，真正看病的时间只占4.9％。
要是有孩子，
一定不让他当医生
另一个早晨，已退休的张民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观看神经外科专家主任医师做手术。那是在北京天坛医院。
他印象最深的是医生干活儿特别认真，每一个动作都极其小心。从后背看过去，医生一动不动，到了正面看，也看不见医生的手臂有动作，“只有手在动”，而且手术时间特别长。
张民第一次近距离感觉到医生的累，“干这种活儿就像绣花似的，绣花的人还能活动活动，医生不能动。”
手术室里静到听不见任何声音，这也让张民有些不习惯，“比较害怕”。20分钟后，他出来到了观察室，还在反复琢磨着：“这大夫除了技术高超，体力上也得顶得住啊。”
直到中午手术才结束，张民和医生一起吃了午饭。他发现，这位医生吃得特别少。医生说：“因为吃多了容易犯困，所以早饭和午饭都不敢多吃。”
“那你长年这样，怎么受得了？”张民问。这位医生说：“不仅是手术，有时医生上门诊，大半天不喝一口水、不上厕所也是常事。否则，就那几分钟时间，说不准哪个患者就会有意见。”
20分钟后，医生赶去做另一台手术。下午3点多手术结束，他又带着张民去门诊，到傍晚下班之前，他又看了几十个病人。
到张民离开的时候，医生还在工作。这一天，医生没怎么喝水，也没吃什么东西，在手术台上保持一个姿势就站了好几个小时。张民说：“我的孩子，一定不让他当医生——太累。”
大医院里每天都上演的
一幕苦情剧
2009年7月起，北京市卫生局组织了“变形记”活动——让医院的院长去体验做一天普通患者的感受；让市民走进医院，尝尝当医生的滋味。
看病难日益成为国人心中拂不去的“痛”。杨甫德亲历的“门诊噩梦”和张民不能忍受的“连轴转”工作制，是当前北京大医院里每天都在上演的一幕苦情剧——患者心有怨气，医生有苦难言。这种“怨”和“苦”还没有沟通的渠道。于是，医患之间的战友关系日渐被矛盾对立关系所取代。
北京市卫生局希望通过“变形记”，为日益紧绷的双方关系找到缓和的办法，也给公立医院下一步改革找找感觉。
“患者不要上来就骂医生冷漠、黑心，也了解了解医生是怎么工作的；医生也不要动辄就说患者素质低脾气大，医生也来体会体会患者摸黑排长队的难处。”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这样阐释“变形记”。
和杨甫德一样，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也感触颇多。他一大早就被堵在一家三甲医院门外，早上8点到门口，过了8点30分还没进大门。这家医院日门诊量有六七千人次，大门却开在一个窄巷子里，根本没有停车位，老远就听见人车的嘈杂声。
最后，李宁好不容易在巷子外面找到一个停车位，才走进医院。“这家医院以骨科见长，如果前来看病的人正在流血或者不能行走，也得这样走进去或者被抬进去。”李宁说。
他掐指计算，一个看病的过程，至少需要排7次队。挂号、看医生、交钱、检查……每个步骤都要排队，有时检查较多，可能要排10次队。
尽管医生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往往要牺牲休息时间来满足这许多需求，但是一些比较焦急的患者对此很难理解。
相比之下，一些社区医院显得非常冷清。小汤山医院院长顾平去了一家社区医疗服务中心，这家乡镇卫生院刚装修完，硬件设施不错，里面却一个人都没有。顾院长一直走到第三诊室，才看见3个大夫在聊天。一见他要看病，其他两个大夫就走了。剩下的大夫问他：“怎么不好？”顾院长说：“有点感冒。”于是医生让他去化验。化验室里就一个大夫，一直在打电话，打了近10分钟后，一只手拿着电话，一只手为顾院长采了指血。
体验只是形式，
最终要做出点实事来
体验活动结束后，细心的人发现，一些医院出现了细微的变化。
回龙观医院在杨甫德院长的建议下，在挂号处贴上了明显的告示，告诉患者挂号的具体流程，免得排错队。候诊室开始发号，拿了号的患者就可以去其他地方休息，候诊大厅还新增了几台饮水机。
积水潭医院院长田伟表示，医院争取年内加盖一座带地下车库的门诊楼，优化就诊环境；北京妇产医院与有关单位协调，为患者开放临近的朝阳体育馆作为停车场；天坛医院延长了门诊时间，缩短CT、核磁等检查的预约时间……
而且，院长们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
杨甫德说，体验完之后，他在出专家门诊时，有病人跟他说自己是早晨4点多就来挂号的，或者是外地病人一大早赶到北京来，晚上还要坐火车赶回去的，只要条件允许，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给他们加个号。“虽然这事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当过一次患者，就更能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们那种费了很大工夫却挂不上号的失落感。”
他也强烈建议患者们，像发炎、失眠这样的小病不一定要到大医院看，应该把大医院的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患者。
一位参加了体验活动的患者提出，如果基层医生都像三甲医院的医生一样，或者把三甲医院诊治的标准和流程灌输到社区门诊，患者自然会理性选择。
在杨甫德看来，更有效解决“看病难”的办法是根据不同群体、服务对象，界定服务内容，对大众进行引导，分流病人。
“体验只是形式，最终要做出点实事来。”杨甫德说。
（张 灵摘自《看天下》2009年第2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