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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东京，常有大风雨，冷得颇有些冬意。
出租车停在了“石鸟居”前，风雨依然。一路上，司机都用蹩脚的英文，试图搞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和韩国人会如此痛恨靖国神社。我告诉他，中国人痛恨的，应该并非靖国神社，而是靖国神社里供奉的战犯，这些战犯，生前绑架了一个国家，身后又绑架了一个神社。
所谓“鸟居”，是日本神社的标准配备，类似于中国的牌坊，分隔开神界与人界。高耸的“鸟居”，本希望给鸟们提供栖息地，以免作为人类灵魂化身的鸟飞入神界，毕竟其中难免有肮脏的灵魂。
显然，至少对于靖国神社来说，“鸟居”似乎没有发挥作用。
“石鸟居”是靖国神社停车场的入口，穿过“石鸟居”，就算是靖国神社的神界了。迎面是大村益次郎的雕像。作为日本近代陆军的缔造者之一，大村的雕像在1893年被竖立于此，第二年，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
靖国神社正式定名，是在1879年。此前，这家“东京招魂社”已经存在了10年，供奉着在日本内战中牺牲的亡灵。明治天皇在1874年首次参拜“东京招魂社”时，赋诗道：“为国捐躯者，其名永垂武藏野，流芳百世也。”就在这一年，日本出兵中国台湾，迈出了对外扩张的关键一步，在台湾战死和病死的士兵，成为第一批被供奉于此的死于对外侵略战争的日本军人。“招魂社”被更名为“靖国神社”的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了琉球国，将其改名为冲绳县。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保卫琉球的中国“外长”李鸿章，收到了受托居中斡旋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书信，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我甚盼中国自强。”而他的助手杨格将军更为直接：“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我心甚敬爱中国，实盼望中国用好法，除弊兴利，勉力自强。成为天下第一大国，谁能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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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交加中，靖国神社并没有如我想象般人潮汹涌，但是，顶风冒雨前来参拜的日本人并不在少数。他们在“拜殿”前跪拜，默默行礼。
这些参拜者大多数是来祭奠亲人的。靖国神社供奉了246.6万个灵位，主要是战死的士兵，也包括在战地从军的护士、女学生及军工厂内工作的学生。除了日本人之外，也有当时替日本作战而死的中国台湾人、朝鲜人。246.6万个灵位，后面连接着几乎同样数量的家庭。毫无疑问，靖国神社已经成为日本人一个重要的情感联结平台。
收藏战争遗物的博物馆“游就馆”建于1882年。我特别留意了“游就馆”对南京大屠杀的描写，仅有非常短的文字，标题为“南京事件（Nanjing Incident）”。内容就是两层意思：第一层说松井石根为他的部下在地图上展示了红线标注的西方租界区及“安全区”，要求军队保持良好的纪律，否则将被严惩;第二层说“伪装成平民的中国败军受到了严厉的追究”，仅此而已。而在游就馆内书店出售的书中，不少都是专题否认南京大屠杀的。
游就馆的官方说明明确提出，“博物馆内展示的每一件遗物，都体现出把博物馆命名为游就馆的祖先的遗志，以及祭祀为建立和平国家捐躯的英灵的真诚情怀”。显然，对“南京事件”的轻描淡写，也是这些“遗志”与“真诚情怀”的一部分。
对待自己人的亡灵，与对待别国人的亡灵，有着天壤之别的态度，这在靖国神社展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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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也有类似祭奠战争亡灵的机构，釜山的联合国军纪念公墓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间。
参观联合国军纪念公墓，也是个风雨交加的日子。门口站岗的韩国宪兵披着长长的黑色雨衣，看不出是否带有武器。宪兵并没有检查我们的证件，只是用英文问了国籍就放行了。
入口处有一面黑色的追思墙，上面镌刻着所有在这场战争中战死的40896名联合国军的姓名。追思墙前方是一个圆形的人工湖，据说象征着宇宙，追思墙的倒影投射在湖面，象征着逝者与天空、生者同在。湖中有钢盔和鲜花，象征着战争升华为和平。湖中长柱上的长明火在风雨中依然燃烧。
这是一片面积足足有13万平方米的公墓，安葬着2300名在朝鲜战争中战死的联合国军士兵，涉及11个国家。11面国旗在风雨中飘扬着。
整个公墓并没有什么参观者，除了我们，就只有冒雨工作的韩国花匠。他们披着雨衣，在雨中认真地修枝，看得出他们的裤脚都被打湿了。花匠们不懂英文，无法交流。但公墓中被修剪到极致精细的花木，展现了他们的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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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奠本国的亡灵，美国堪称典范。
我曾经从五角大楼步行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参观。道路蜿蜒，西侧的公路旁偶尔露出大群的白色墓碑，整齐地列着队，伸展到远方，这是阿灵顿国家公墓26万座陵墓的一部分。尽管事先做了很多功课，但我依然为其巨大的规模所震撼。
阿灵顿国家公墓每时每刻都有卫兵站岗守灵。而在对公众开放时，每小时都会在无名烈士墓前举行简洁肃穆的卫兵换岗仪式。我去参观的那天，还正好赶上了一群中学生向烈士墓献花，因此，在最后一轮换岗仪式之后，美军仪仗队就陪同中学生们举行了额外的献花仪式。
每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负责守护陵寝的美军步兵第3团（他们也负责警卫五角大楼），都会全员出动，给26万座陵墓一一插上星条旗。次日，再一一收起这26万面国旗。这是怎样巨大的工作量？很难想象，当今世界上军力最强的美军，会如此耐心地去做这种看似“形式主义”的工作。或许，这恰恰也是美军战斗力的来源之一。
在这个巨大的陵园内，除了无名烈士墓之外，26万个墓碑每一块上都镌刻着墓主人的姓名、生日和忌日，如果是牺牲在战场上的，还有牺牲的地名。陵园管理方也为墓主家属们提供完善的服务，可以通过电脑查找墓主的确定位置，并有专人陪同亲友前往凭吊。
将每一个阵亡者的姓名都记录下来，这是美军的传统。在著名的华盛顿越战纪念碑上，就镌刻着57000多名越战阵亡士兵的姓名。很多华人可能并不知道，设计华盛顿越战纪念碑的，就是华人女建筑师林璎。她在自述中说：“当宝贵的生命首先成为战争的代价时，这些‘人’无疑是第一个应该被记住的。因而这项设计的主体肯定是‘人’而不是政治。”
将缅怀先烈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上，似乎是西方国家的传统。我所居住的澳大利亚也是如此。澳大利亚联邦国防部，是我在澳大利亚打交道的唯一与我的工作、生活无关的政府部门。2000年时，我在收集澳大利亚殖民地军队参加八国联军的资料时，给国防部写了封信，希望他们能给我提供些线索。不久，我收到了一个厚厚的包裹。国防部的官员不仅给我提供了一些文献资料的储存地点，而且直接帮我复印了不少。其中令我极为震撼的，是一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所有出征官兵的名单，而其中死于中国的6名士兵，更是被详细地记录了死亡原因、过程等。
（夏 奈摘自《中国经营报》2014年12月13日，王 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