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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冷战时期延续至今的“指定幸存者”制度，为美国政府内阁的边缘人提供了当总统的机会。虽然相关制度高度保密且从未被真正启动，但鲜有亲历者为此感到遗憾。
每年的国情咨文演讲，是美国政坛大腕们集体露脸的机会。然而，机敏的人可能会注意到，在包含众多达官显贵的名单中，总有至少一名内阁成员“神秘缺席”。当有人询问老布什时代的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爱德华·德文斯基为何缺席1990年国情咨文演讲时，德文斯基脱口而出：“那天，我被送到华盛顿之外当了‘替补总统’——学名‘指定幸存者’。”
如果美国总统在任期内无法履行职责，他的接替者的人选顺位是非常明确的，依次是：副总统、众议院议长、参议院临时议长，然后是国务卿、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一路排到能源部部长、教育部部长、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等相对边缘的内阁成员。
问题在于，假若出现最极端的情况，所有高级领导人聚集在同一地点，而这个地点突然发生重大变故，无人生还，又该让谁来领导美国呢？
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指定幸存者”制度正是为此诞生的。
生死攸关的神秘使命
“指定幸存者”制度的根源，可追溯到剑拔弩张的冷战岁月。
托马斯·里德曾是里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的工作就是为包括全面核战争在内的各种最糟的情况制定预案。正是他，想到了“指定幸存者”这一招。
“在美苏对峙最紧张时，有超过300枚苏联核弹瞄准华盛顿，每条可能的逃生路线都可能遭封锁。想在遭袭后顺利逃脱，完全是痴人说梦。”里德向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解释说。
根据他的谏言，每年国情咨文演讲前，美国总统都会指定一名内阁成员公然“翘班”，并在特工保护下藏在秘密地点，使其成为危机发生时的幸运儿。一旦发生不测，他将成为继任领袖，继续掌管国家。上任头一天，他要做的决策包括是否对袭击者进行核报复。
一些担任过“指定幸存者”、仍然健在的人描述，他们会被塞入飞机，送到秘密地点。飞行过程中，他们会接受“培训”，但特工只负责提问，答案要他们自己思考，提问如：“你是否会在总统死后立刻宣誓就职？”“你会对苏联发射导弹吗？”“你会暂时停火吗？”
冷战结束后，“指定幸存者”一度变得有些可有可无，具体安排上也有些松懈。
1996年的“指定幸存者”唐娜·沙拉拉时任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她没受过训练，当时甚至没离开华盛顿特区。克林顿在国会山发表国情咨文时，她就待在2.5英里（约4023米）外的白宫里。“我和我的助手在白宫的罗斯福厅叫了外卖比萨，观看了国情咨文的直播，我还逛到椭圆形办公室，试了试总统的宝座。”
直到“9·11”袭击震撼美国，美国才开始重新重视“指定幸存者”。这些“替补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当天享受与正牌总统同等水平的安保。2001年后的“指定幸存者”都被要求接受安全培训，并且必须在当天离开华盛顿，乃至远离美国。
“指定幸存者”制度曾秘而不宣，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公众了解。
中选者得以合法“翘班”
按照相关法案，只有35岁以上、生于美国并在美生活了14年以上的美国公民，才有资格接任总统。至于“指定幸存者”，多半会在总统继任顺位表上的17人名单中选出。
耐人寻味的是，“指定幸存者”多数是内阁中排名靠后的部长，他们的日常工作与国家安全通常没有半点交集。即便在美国，许多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就拿安东尼·福克斯来说，此君是美国现任运输部部长，也是2015年的“指定幸存者”。
有些“指定幸存者”后来表示，出席国情咨文演讲其实很痛苦，因为听众必须长时间做出专注的样子，以防被摄像机“抓现行”。相比之下，做“指定幸存者”要容易得多。
据说，有人在获得这份临时工作后，径直跑去加勒比海度假，政府没有埋单，因为此人只是将这一天加入了休假计划中。还有人利用这一天的空闲搬家，当他把家什一件件运到小货车上时，来自特勤局的精兵一直在旁如影相随。
也有人对国情咨文会议充满向往，却意外地被赶出会场。现任纽约州州长科莫在担任克林顿政府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时，曾担任“指定幸存者”。他告诉《纽约每日新闻》记者，被特工、装甲车、电台和军事装备包围时，他很难不去想象最糟的结果。科莫始终不知道自己被选中的原因。他很希望在国情咨文演讲的现场露脸。“那是个重要的夜晚，令人兴奋。但我必须服从命令。”
过一把短暂的权力瘾
2000年担任能源部部长的比尔·理查德森被指定为当年的“幸存者”。得知消息后，他忐忑不安：“天啊，我知道（危机）不会发生的。不过，如果真发生了怎么办？”当晚，理查德森并没躲进抵御核辐射的掩体，而是待在马里兰州一座小城，与友人共进晚餐——不用说，房子周围都是特工和车辆。他抽着雪茄收看了国情咨文演讲的直播。一切安然无恙地结束后，他如释重负地灌下了一大杯酒。
政治剧《白宫西翼》中，也提到了“指定幸存者”。剧中的总统告诉农业部部长，后者将被送到秘密地点。如果最糟糕的情况发生，总统给“继任者”的建议是：“将幸存的指挥官集合起来，指定三军司令、联席会议主席，宣布美国进入最高戒备状态，让各州州长派特别代表到华盛顿，助理检察官可以当代理司法部部长，然后做他让你做的事。”
事实上，多数“指定幸存者”都是通过电话或助手得知自己“中选”的消息，根本没机会接受总统的耳提面命。出于安全考虑，他们总是在最后时刻才得知消息。人选方面，多数情况下由白宫幕僚长决定，总统甚至不会在意自己的“替身”是谁。里根和老布什时代的多位“指定幸存者”接到电话时，已在前往国会山参会的路上了。
接下来，这位“指定幸存者”必须听取安全简报，进行灾难前提下的角色扮演。尽管具体内容保密，但在此过程中，他们被称为“总统”。演讲结束前，其身边还跟着一名携带“核手提箱”的武官，以备不时之需。这让一些亲历者觉得十分刺激。
1997年，时任农业部部长的丹·格利克曼成为“指定幸存者”，当晚一群穿着西装、表情严肃的特工陪他飞往纽约。他坐专车来到女儿在曼哈顿的公寓。特工彻夜守候在外，他看着电视直播，不时自问：我真成了总统又该如何？他当时的决定是：将重视农业作为施政方针之首。
电视直播结束，他随即被告知“任务终止”，特工们头也不回地返回华盛顿。留在纽约的格利克曼瞬间失去了所有特权。百无聊赖之下，他决定和女儿外出吃饭。走出餐厅时，外面下着冷雨，他不得不在风雨中步行12个街区，回到公寓。“我当时就想，三四个小时前，我还是世上最有权势的人，现在，我连出租车都叫不到。权力真是转瞬即逝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