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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下旬的一个周二，德国北部小城吕纳堡的一间礼堂外人山人海。美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多国记者挤满了入口，电视直播车塞满了周边道路。人们在等待一场延宕70年的审判——现年93岁的“纳粹记账员”奥斯卡·格罗宁因涉嫌在二战期间“协助屠杀”被起诉，这可能是针对纳粹大屠杀的最后一轮审判。
加害者与受害人都已白发苍苍
紧盯着法官托马斯·沃瑟的眼睛，证人席上来自布达佩斯的伊娃·法希迪一字一句地讲述了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经历的种种，已90岁高龄的大屠杀幸存者努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不远处，93岁高龄的被告人静静坐着，眼神看上去有些涣散，只是偶尔用颤抖的手摆弄一下身边的助行器。
法希迪在战争中失去了49位亲属，母亲和姐妹都在奥斯维辛的毒气室中遇难。“我出庭并非为了‘正义’，这个词对于我并不重要，毕竟，我的家人不会因它而复活。此行只为一个目的——倘若一个人对社会有害，他就该被社会移除。”她说。
法希迪并非唯一的控诉者——未来3个月，格罗宁还将接受数轮审讯，公众也将从65名大屠杀幸存者及其亲友的证词中，不断回忆起那些曾令德国乃至欧洲蒙羞的滔天罪行。
开庭前十几天，84岁的苏珊·波拉克就从英国赶到了吕纳堡，为的是能“亲手将凶手绳之以法”。她脑海中有关奥斯维辛的记忆从未因时间推移而变淡，反而日渐清晰。
在65名共同原告的律师瓦尔特看来，“过去70年间，嫌疑人以‘我只是服从命令而已’的借口逍遥法外，幸存者则痛苦地度日如年”。他表示，格罗宁终于被送上审判台，可以让幸存者感到“自己终于被德国的司法系统所尊重”。
纳粹杀人机器中的“小齿轮”
在庭审现场，身着白色条纹衬衫和米黄色背心的格罗宁看起来有些虚弱，然而，面对诉讼方的指控，他笃定地表示，自己根本没犯罪，充其量是纳粹在道德层面的共谋者——“我不为自己的言行感到内疚，我甚至没扇过（受害人）一个耳光。”
1921年6月10日，格罗宁出生在不莱梅郊外10公里的小城宁堡。其父是一名纺织工人，同时也是激进组织“Der Stahlhelm”的成员。
12岁时，格罗宁追随父亲加入了Stahlhelm青年团，原因很简单——他喜欢那里的制服和军乐。高中毕业后，他立刻申请加入纳粹党卫军。“这是一种自发的热情，我不希望成为最后一个参与游戏的人。”格罗宁告诉美国《纽约客》杂志。他还出示了一张老照片。画面里，戴着眼镜的格罗宁看上去清瘦而斯文，他军帽上装饰着鹰与骷髅的徽章却异常刺眼。
1944年，格罗宁转任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按照他的自辩，作为一个小人物，他起初对这台“杀人机器”一无所知，甚至一度以为奥斯维辛的主要营地是“一个小镇”。“里面有电影院和剧院，经常举行演出。集中营的员工有自己的娱乐设施，甚至还有一个体育俱乐部。”格罗宁对英国广播公司（BBC）说。他还声称，自己曾与囚犯在体育俱乐部里共同度过了愉快的一天，“那是特殊情况下的友谊，如今，我仍记得那种欢乐的感觉。”
逐渐熟悉自己的新工作后，他开始对集中营内虚假的平静产生怀疑——一个冬日的夜晚，他被从床上叫起来，帮助追捕逃犯。他在法庭上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到一群囚犯被赶进一间农舍，紧接着，一名军官把毒气从农舍的开口处灌了进去。“屋子里传出惨叫，越来越响、越来越绝望。很短的时间里，一切又安静下来，然后完全没了声音……”格罗宁在庭审中强调：“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杀害犯人的完整过程，但我未曾参与。”
法庭记录显示，在格罗宁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的3个多月里，最少有30万人在这台死亡机器中丧命。这个资历尚浅的记账员被要求将运送至此的囚犯的个人财物迅速转移到固定地点，然后将这些钱财运往党卫军位于柏林的总部，以免新来的囚犯对他们的命运起疑。一名检察官指出，格罗宁曾帮忙清理遇害者的行李，掩盖屠杀痕迹。他清楚地知道，大批被认为不适合服苦役的在押犹太人“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后，直接被送往毒气室杀害”。
如同汉娜·阿伦特在《平庸之恶》中所描写的被“纳粹哲学”洗脑的士兵一样，格罗宁一直相信，自己在“特殊环境”下的行为无可厚非，只是完成“来自上级的任务”。事实上，当法官问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时，他坚称自己无辜：“我不过是这架巨大机器上的小齿轮。如果这也是犯罪，那么我有罪。”
而在81岁的罗马尼亚裔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伊娃·科尔看来，格罗宁的说辞不成立。“如果一台巨大的机器丢失一个小齿轮，将发生什么？机器将停止运转。所以，对于（纳粹）这台杀人机器来说，他就是帮凶。”
对此，托马斯·沃瑟法官表示认同——“无论格罗宁是否实际参与，他仍旧甘于做杀人机器的齿轮。”为此，他将面临至少30项“共同谋杀罪”的指控，以及最长15年的有期徒刑。
复仇怒火逐渐被公众反思取代
必须承认，尽管背负着迟到却沉重的指控，格罗宁仍是为数不多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并还原那段历史的原纳粹军官。
二战结束后，他所属的部队于1945年6月10日投降，他也被送往英国强制劳动。令人意外的是，1947年返回德国后，他从未隐瞒自己的经历，多次站出来承认自己曾在奥斯维辛工作。据说，他这样做的出发点之一就是，要公开驳斥某些持“大屠杀不存在”观点的极端右翼分子。
“我认为这是我的任务，在这个年龄面对这些事，对那些大屠杀否认者、声称‘奥斯维辛从没存在过’的人说，我见过毒气室，看到了火葬场、焚尸坑。”他告诉BBC，“我希望你相信我，这些暴行发生了。我就在那里。”
家住英国埃塞克斯的幸存者艾弗·波尔同样出席了庭审。波尔12岁时被送进奥斯维辛，在那里，他失去了父母和其他7个兄弟姐妹，只有他和弟弟幸运生还。
这位83岁的老人告诉英国《卫报》，自己来到审判庭并非为了复仇，而是为了释放“情感压力”。当重返这片给自己留下过痛苦记忆的土地，他竟莫名地觉得眼前的一切“非常美丽”。“我曾觉得，来到这里并目睹凶手入狱比什么都重要，但当我看到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我开始厌恨自己。我为他感到遗憾。这里的人对我很好，我想，这消融了我心里的恨。”
庭审告一段落后，原本抱着“血债血偿”之心的苏珊·波拉克不再执着于当年的对错。她对《卫报》表示：“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破碎的人，一个无力的老者。宽恕？我该宽恕谁？我幸运地活了下来，我没资格宽恕任何人。”
在德国《明镜》周刊看来，格罗宁案让人们重新思考“个体在集体罪行中应承担的责任”。更重要的是，该案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在涉及审判“下级”纳粹人员时，究竟该如何在无辜和有罪之间划出界限？
《纽约客》所刊文章中提到，如果像格罗宁这样的人都要被起诉，“那么，该在哪里停下？是不是也要控告那些开着火车到奥斯维辛的工程师，还有那些打信号的工作人员？”面对这一连串尚无答案的问题，该杂志坦言，这个“划界限”的棘手任务，在战争结束后被抛给了德国人自己；未来，它仍将是这个国家最敏感的政治议题之一。
（辛 普摘自《青年参考》2015年6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