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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生日，我在安徽南部的一个村子度过。那时，高我一级的男朋友已毕业，回乡教书。
那里秀美、清明，有千亩竹林、千年溶洞。
我先是乘船，而后换长途汽车，后又换三轮车，早晨出发，日暮才抵达。
男朋友来接我。
他带我回家，一进门是一口缸，缸旁边第一间屋是米仓，院里养着猫、狗、鸡——看得出，在农村，这是一户殷实的人家。
他的父母、妹妹待我都极亲切，满桌子菜，印象最深的是当地特产的笋。
饭后，我被安排和男朋友的妹妹住一个房间，仍然是满眼的水果、零食。据男朋友说，这也是他父母特地去采购的。
连被子，都是用新棉花、新被面，新缝的。
我相信，这是他们家能拿出款待客人最好的一切。随后，我被叫出门，左邻右舍，不断有人来，而我，就是他们来的目的。
我家在省城，是普通人家。但在他们眼里，已是来自大城市的姑娘。他们夸男朋友：“有你的！”又提到过几年生“大胖儿子”的事。男朋友的妈妈应着，他们甚至讨论，将左边的厢房以后作为“小两口的婚房”——这让21岁的我感到难堪、震惊、距离遥远。
第二天，早饭，我吃了煮在糖水里的6个鸡蛋，撑得肚子圆鼓鼓的。男朋友说，这是他家乡过生日的习俗。
我们搭邻居的顺风车去他工作的学校。是卡车，驾驶室两边玻璃窗开着，山风清凉。
此前，我在男朋友的照片里无数次见过那所中学的各个角落，有孤单的树、稻草堆、远处的山、教室、宿舍。诚实地说，很美，但我从没想过，它将是我的栖息地。
这时，男朋友正式跟我提出，他希望我毕业后来此处。
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妹妹身体不好，“你看，她脸胖嘟嘟的，是因为吃的药里面有激素”。更何况“父母在，不远游”，他的爸爸一辈子就没离开过家乡，爷爷奶奶至今住在前面的老房子里……他现在工作的地方是十里八乡最好的学校，学校里有一个女同事，为了爱情，离开城市，来到乡村，和另一个男同事结婚，他们现在过得很好，有一个可爱的宝宝。
可那不是我理想的人生。
我沉默了。
沉默直至夜晚，我们又坐在饭桌前，男朋友的父母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他们还举例，某个每年上春晚的大歌星，“树高千尺不忘根”，有个农村的丈夫，从未忘记农村的父老乡亲。这时，男朋友的妹妹举着为她哥刷的球鞋，笑着说：“以后，就让嫂子刷了。”我说，我不会做家务，男朋友的爸爸打圆场：“以后都可以学。”
我实在说不出口，我的父母对我的培养是有计划的。尤其是我爸，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文学梦，他希望我能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而不是大学一毕业，就在左厢房，生大胖儿子，在一个陌生的山区，为爱情牺牲理想。
“以后，我还打算上学。”我转了话题。
“要早生孩子。”“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能当个老师，还不够好？”“书读太多了，回到县城，都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那天晚上，我们站在乡间小路上。繁星密布。我劝男朋友和我一起考研。
他觉得我太虚荣：“大城市有什么好？我常想，去别的地方，教别人的、和我没什么关系的孩子，而不是家乡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他也是有理想的，只是和我的不一样。
我忽然想起大一时他送我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可我想要的，恰恰是不平凡啊。
回校后，我收拾行李，发现男朋友的父母塞了一个红包，是我两个月的生活费。
下一次见面时，我还给了他。
我们后来分手，他写过一封信，问是不是觉得他家，尤其他妹妹的病是拖累——就在去年，他移植给他妹妹一个肾。
当然不是。
道不同不相为谋，即便大家都是好人。
站在他的立场，他和他的家人，都对未来的妻子、儿媳妇、嫂子有个固定的人物设定，我装不进去，装进去也会痛苦——或许这就是贫富之外，真正的城乡差别。
许多年后，我在北京，接到他的电话。他说：“其实你不适合结婚，比如，你不会做饭，不爱做家务，心太野。大城市，有什么好？”
当然用的是戏谑的口吻，都是笑谈。
直至我说起我的工作，我现在的生活。
他说：“那些事情高中生也能做，何必再读书，跑那么远？”
“不跑那么远，就不知道能做成什么样，能发展成什么样。”我答，“我不喜欢圈养，更不后悔我的选择。” （田文英摘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2月19日，小黑孩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