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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历时17年，革命党人先后共发动10次武装起义，所耗资金62万余港元，多由华侨资助。据辛亥革命后的统计，海外华侨共为革命捐款394.281万元。中华民国时，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各地华侨节衣缩食，捐款达600万元。
开始时，革命经费主要来自檀香山。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即贱卖家产以充军饷，共筹得1.3万元港币作为广州起义军费。之后，随着革命影响的扩大，南洋地区成为款项的主要来源地。这些捐款者中有富商，但多为中下层人士。捐款并未因起义的屡战屡败而稍有减少。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孙先生的个人魅力，另一方面在于华侨自身的觉悟。他们身居海外，接受了民主思想，目睹了祖国的落后，适得孙先生这样坚定的革命家，于是纷纷慷慨解囊。华侨捐款义举，实为革命后盾。
1905年11月，孙中山前往欧洲筹措革命活动经费，与同乘一船的商人张静江巧遇。张静江与孙中山一见如故，当他得知孙中山这次是为筹措革命活动经费而前往欧洲时，便慷慨道：“久闻先生大名，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国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
抵达法国港口城市马赛后，张静江与孙中山惜别，并告之自己在法国的地址，约定了日后互通电报进行联络的暗号。他对孙中山说：“今后活动经费有困难可直接发电报给我，并在电报中确定ABCDE英文字母为数码：A为1万法郎，B为2万法郎，C为3万法郎，D为4万法郎，E为5万法郎。我接到你的电报后，就会立即将款子给你汇去。”同时，张静江还递给孙中山一封信，信中夹有一张他亲笔签名的3万元取款单，让孙中山凭信和取款单到美国后去纽约市第五街566号他所开办的通运公司找经理姚叔兰，领取他资助革命的3万元经费。孙中山最初心中将信将疑，到美国后便把信和取款单交给黄兴，让他取钱，以探真假。姚叔兰见信和取款单后，便将3万元分文不少地付给了黄兴。辛亥前后，每当孙中山开展革命起义活动经费不足时，便会发电报给张静江请求汇款。张每次接到电报后总是有求必应，按时如数将款寄到。其间有一次由于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经费难以筹措时，张静江毅然将他所属的一个茶店卖掉，以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08年3月，孙中山为筹集云南、广东革命起义所需款项，先后以“A”和“E”致电张静江，张均将钱如数汇到。事后，孙中山命胡汉民写信致谢，并详述起义经过，张静江竟复书曰：“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政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日常开支难以维持，张静江则带头以商人名义捐赠巨款。后来他一直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多少有些吕不韦投资政治的意味，对此，孙中山曾解释道：“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
爱国非教育而来，乃朴实而出;捐款非强压所迫，亦自愿而为。其间，孙先生的宣传鼓吹如点燃导索、拨亮明灯之举，所到之处，金石为开，此即领袖魅力之所在。此等魅力，不在城府，亦在朴实;不在多虑，却在真挚。1916年，中华革命军在山东发动反袁起义。之前，吴大洲、薄子明到东京向孙中山报告：“山东组织起义，现在已有两三千人有把握，只要给我们一笔经费，马上就可发动。”孙问：“要多少钱呢？”吴说：“至少千元。”孙说：“好吧，昨天南洋华侨才汇来1200元，你们就拿1000元去吧。”过了两天有人向孙说：“吴大洲等人说的话靠不住，他们将钱拿到手在外面乱花，而我们在此生活都很困难。先生为什么轻易信他们的话、受他们的骗呢？”孙说：“革命不怕受骗，也不怕失败。哪怕100件革命事业有99件失败，而只有一件成功，革命就可胜利。”
不光是有钱的出钱，有钱的也出力。1895年，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檀香山一些华侨随孙中山回国参加战斗，邓荫南等将自己的商店农场全部变卖，回国参加武装起义，有人为此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07年3月，孙中山前往新加坡，领导兴中会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随后，委派新加坡华侨许雪秋、邓子瑜分别指挥潮州起义和惠州七女湖起义;5月，余既成率700多名三合会员参与。1911年，广州起义中牺牲的86名先烈中就有31名是华侨。
古来商人重利轻义，但这要看在什么时候，国难当头之时，不乏毁家纾难、义功缨冠之人。1938年秋，武汉失守，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近10万吨，滞留宜昌无法运走，不断遭到日机轰炸。卢作孚集中民生公司的全部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分段运输，昼夜抢运，上有日机轰炸，下有三峡急流险滩，经过40天的抢运，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滞留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入川。在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共抢运了人员150余万人、物资百万余吨，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员工百余人。民生义举，解民倒悬，缓急燃眉，有弦高退师之功。
（奥金顿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李 晨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