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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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幼时住在基辅的那些年里,每天晚上都有个戴着一顶积满尘垢的帽子、宽大的帽檐向下耷拉着的老头儿,他扛着一架镜身斑驳的天文望远镜,爬到第聂伯河畔一座名叫弗拉基米尔的山冈上,然后用很长的时间将望远镜安装到三根弯曲的铁支架上。
  人们管这老头儿叫占星家,认为他是个意大利人,因为他总是故意讲半吊子的俄语,装出一副外国人的腔调。
  那老头儿把天文望远镜安装好后,就像背书似的用单调的声音喊道:“亲爱的先生们、女士们!晚上好!诸位只消花五个戈比就可以到月亮和各个星球上去观光。我特别推荐诸位瞧瞧那颗不吉利的行星——火星,它的颜色就像人血。”
  有一回,我跟父亲到弗拉基米尔山冈上去,从天文望远镜里看火星。
  我看到了一片漆黑的深渊和一个红不棱登的球,这球没有任何支座依托,大无畏地悬在这片深渊之中。
  “怎么样,”父亲问,“你看到什么了吗?”
  “看到了,”我回答,“连运河我都看到了。”
  我当时已听说火星上住着人,叫火星人,也听说他们不知什么原因,在自己的星球上开掘了好多巨大的运河。
  “不见得吧!”父亲说,“别瞎编啦!你什么运河都没看到。世界上只有一位天文学家——意大利人斯基帕雷利看到过这些运河,而且还是用大型天文望远镜才观测到的。”
  火星的景象使我毛骨悚然,周身发冷。所以我一离开天文望远镜就如释重负,顿觉灯光昏暗的基辅的大街小巷、南来北往的出租马车的辚辚声、凋谢了的栗花掺杂着尘土味的气息,是那么舒适和安全。
  是的,那时我丝毫也不想飞离地球,到月亮或者火星上去!
  “为什么它跟砖头一样是红颜色的?”我问父亲。
  父亲告诉我,火星是颗正在死亡的行星,先前也像我们的地球一样美丽,但是渐渐地,海和河干涸了,草木枯死了,山岭风蚀殆尽,于是火星变成了无边无际的沙漠。想必火星上原先的山脉都是红岩,所以火星上的沙砾也就是红色的了。
  父亲说:“火星上所发生的事,我们地球上也可能发生。不过这将在亿万年之后,所以你不用害怕。再说,在那一天以前,人总会想出个办法来,阻止这场灾祸的。”
  我回答说,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其实我心里害怕得要死,为我们的地球忧心忡忡。何況回到家里,又听我的哥哥说,即使现在,沙漠也已经快占到地球总面积的一半了。
  自那天起,我心里就种下了对沙漠根深蒂固的恐惧,虽然其时我还从未见到过沙漠。
  不久之后,我就获得机会,头一次体验到什么叫沙漠。
  有一年,我们全家到乡下我的祖父家去度夏。
  那年夏天雨水充沛,天气不冷也不热。野草十分茂盛。篱栅外的荨麻长到足有一人高。田里的庄稼在灌浆抽穗。打菜园子里飘来一阵阵多汁的莳萝的芳香。一切都预示着丰收在望。
  但是有一天,我正跟祖父坐在河岸边钓鱼,他蓦地站了起来,手搭凉棚,朝着河对岸的大田望了好久,然后沮丧地啐了口唾沫,说道:“刽子手,恶魔,刮过来了!把这该死的玩意儿彻底消灭掉才好!”
  我也朝祖父看的方向望去,除了一长道像浑浊的波浪似的东西外,什么也没看到。这道波浪迅速地朝我们涌来。我以为要下大雷雨了,可是祖父却对我说:“那是干热风!是该死的地狱之火!大灾临头了。别说吃的,连呼吸的空气都要没有了。”
  那道不祥的波浪贴着地面径直朝我们冲来。祖父一面匆忙收起他那根长长的榛木鱼竿,一面对我说:“快跑回家去,要不尘土会把你的眼睛糊住。我随后就来。你先跑!”
  我朝农舍跑去,可是干热风在半道撵上了我。旋风卷着漫天的沙土,呼呼地刮着,羽毛和刨花都扬到了半空中,顿时天昏地暗。太阳转眼之间就变得毛烘烘的,成了个血红色的球,活像火星。打背后扑来的热气是那样烫人,就好像我的后背着了火似的。我嘴里满是沙土,一咬牙就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眼睛也被沙土糊住了。
  我姑妈站在农舍的门槛上,手里捧着用绣花手巾包着的圣像。
  “主啊,拯救我们,饶恕我们吧!”她惊恐万状地喃喃念道,“圣洁的圣母啊,别让热风吹到我们家来吧!”
  热风打着旋,朝祖父的农舍猛扑过来。油灰粘得不怎么牢的窗玻璃哐啷哐啷地乱响。屋顶上的苫草被揭下了一层。一群麻雀像一梭黑色的子弹,打苫草下边轰的一声飞了出来。
  我记得,那时最教人受不了的是温度急剧升高。我以为再过一两个小时,屋顶上的苫草就会轰轰地着起来,然后我们的头发和衣服也会着火。我不由得失声大哭。
  天亮时,树叶全黄了,焦了。吹落下来的树叶,只消用手指一捏,就碎成齑粉。
  祖父上田头去看了看,回来时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怎么也解不开麻布衬衫领口上的那个扣,他的手在不住地发抖。他说道:“要是今儿晚上风再不停下来,所有的庄稼都会被烧死。果园也要完蛋,菜园也要完蛋。”
  风并没有停下来,一连刮了两个星期,才略有减弱,但随即又更加猛烈地刮了起来。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沃野变成灰蒙蒙的焦土。
  父亲打基辅来了,把我们接回城里。我刨根究底地问他干热风的事,他不耐烦地回答我:“颗粒无收。沙漠正在向乌克兰推进。”
  “那么有什么办法吗?”我问。
  “无法可想。你又砌不了一道两千俄里长的高墙。”
  “为什么砌不了?”我问,“中国人不就砌了万里长城吗?”
  “那是中国人,”父亲回答,“中国人是伟大的能工巧匠,再说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童年时代的印象似乎渐渐淡薄。但是这些印象继续活在我的记忆深处,偶尔还会浮上来。特别是遇到旱灾的时候,这些印象总会唤起我莫名的不安。
  (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金蔷薇》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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