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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读者读书会推荐的第24本书，是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这本书并不是钱锺书本人最看重的作品，但却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在这本书问世之前，钱锺书还是“杨绛的丈夫”，《围城》在《文艺复兴》上连载后，杨绛就变成了钱锺书“最贤的妻”。
《围城》写的是知识分子圈里的日常生活，让人们记住的却是一个比喻：婚姻就像一座城，有人想进去，有人想出来。这本书并非仅围绕婚姻来做文章，钱锺书先生在小说里记录的是方鸿渐的人生，也饱含了对社会和文化的讽刺与批判。在《围城》里，钱锺书充分发挥了自己善用比喻的天分，以致小说里充满了像草一样茂盛的比喻。
《围城》入选“20世纪中国小说排名100强”，是中国小说中难得的讽刺和幽默之作。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认为《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称其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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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
锺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
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就对作者也发生兴趣，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作真人实事;而《围城》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尽管读来好像真有其事、实有其人。
《围城》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娃娃。有人读到这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这不是无锡吗？钱锺书不是无锡人吗？他不也留过洋吗？不也在上海住过吗？不也在内地教过书吗？”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竟推断出钱锺书的学位也靠不住。
钱锺书是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5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1937年得文学学士学位，然后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1938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能当讲师。
锺书和我1932年春在清华初识，1935年结婚，同船到英国，1937年秋同到法国，1938年秋同船回国。我母亲一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我急要省视老父，锺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直接到上海。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上海建立分校。两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锺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非常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我急切地要看锺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的。他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
锺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
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锺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为一。
我们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回国，甲板上的情景和《围城》里写的很像，鲍小姐却纯是虚构的。我们出国时同船有一个富有曲线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国人对她大有兴趣，把她看作东方美人。我们在牛津认识一个由未婚夫资助留学的女学生，听说很风流。牛津有个研究英国语文的埃及女学生，皮肤黑黑的，我们二人都觉得她很美。鲍小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抟捏出来的。
苏小姐也是个复合体。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个。苏小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小说里乱点了鸳鸯谱。赵辛媚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锺书为他加上了二十多岁年纪。
方遯翁也是个复合体。读者因为他是方鸿渐的父亲，就确定他是锺书的父亲，其实方遯翁和他父亲只有几分相像。我和锺书订婚前后，锺书的父亲擅自拆看了我给锺书的信，大为赞赏，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郑重地把锺书托付给我。可是，如说方遯翁有二三分像他父亲，那么，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还有几分是捏造，因为亲友中常见到这类封建家长。
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因而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
我爱读方鸿渐一行五人由上海到三闾大学旅途上的一段。我没和锺书同到湖南去，可与他同行的五人我全认识，没一人和小说里的五人相似。王美玉的卧房我见过：床上放着大红绸面的被子，桌上摆着大圆镜子，一個女人脱了鞋坐在床边，旁边煎着大半脸盆的鸦片。那是我在上海寻找住房时看见的。我在清华做学生的时期，春假结伴旅游，夜宿荒村，睡在铺干草的泥地上，入夜梦魇，身下一个小娃娃直对我嚷“压住了我的红棉袄”，一面用手推我，却推不动。那番梦魇，我曾和锺书讲过。
孙柔嘉虽然跟着方鸿渐同到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却从未见过。相识的女人中间没一个和她相貌相似，但和人稍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内外。她最大的成功是嫁给了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给了方鸿渐。她和方鸿渐是芸芸知识分子间很典型的夫妇。
也许我正像堂吉诃德那样，挥剑捣毁了木偶戏台，把《围城》里的人物斫得七零八落，满地都是用硬纸做成的断肢残骸。可是，我逐段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而是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化，创出从未相识的人，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
锺书素来有痴气，他对女儿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圆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
锺书写完了《围城》，痴气依然旺盛，但是没有体现为第二部小说。《围城》重印后，我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
（顾 史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围城》一书，本刊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