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2006年8月，就在我来到爱荷华的第二天，在一个酒会上，我认识了本·瑞德。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出生在加州，念小学的地方却是北京。在一大堆说英语的人中间，突然冒出一个“京片子”，我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本·瑞德是个纯爷们儿，说话直截了当，他说他来参加这个酒会只有一个目的——问问我这个爱运动的人“想不想开飞机”。我刚刚来到美国，人生地不熟，好不容易逮着一个会说北京话的美国人，我怎么能放过呢。我想都没想，说：“当然。”老实说，我并没有把这句话当真——什么话都当真，我还活不活了？
第三天还是第四天上午，本·瑞德来电话了，问我下午有没有时间，我说有。他说：“那我们开飞机去吧。”我没想到事情来得这样快，心里还在犹豫，嘴上却应承下来。还没来得及摩拳擦掌呢，聂华苓老师的电话就来了。我兴高采烈地告诉她，我马上就要开飞机去了。聂华苓老师的反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不允许。她的理由很简单，我是她请来的，“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她的口气极为严厉，似乎都急了。我为难了——飞，还是不飞？这成了一个问题。
我的处境很糟糕，无论我做怎样的决定，都得撒一个谎，不在这一头，就在那一头。可我得做决定。我的决定很符合中国文化：在兄弟和母亲之间，一个中国男人会选择对谁撒谎呢？当然是母亲。先得罪母亲，然后再道歉。
只有6万人口的爱荷华，居然有4个飞机场。这些机场既不是军用的，也不是民用的，它们统统属于飞行俱乐部。事实上，许多美国成年人都是飞行员。我对本·瑞德说：“你们美国人就是喜欢冒险。”本·瑞德却不同意，他说：“我们其实不冒险，我们很相信训练。”
我终于来到飞机跟前，严格地说，这是一架教练机，总共只有两个座位，一个主驾、一个副驾。飞机很窄，长度也只有4米左右。飞机的最前端还有一个四叶（也可能是三叶）螺旋桨。
当然，我坐在副驾座位上。机场上空无一人，我们周围更是空无一人。就在发动前，本·瑞德大喊了一声：“前面有人吗？”无人回应。本·瑞德又喊了一声：“后面有人吗？”还是无人回应。本·瑞德的这个举动无厘头极了，明明没人，喊什么喊呢？可本·瑞德告诉我：“必须大声问，规则就是这样。”我想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个无厘头的问题想明白：“看”是一种纯主观的行为，它与外部并不构成对话关系。所谓规则，它是针对所有人的，不可以有身份上的死角，不可以依據个人的感受。飞机终于升空了，为了奖励我这个远方的客人，本·瑞德首先做了一个游戏，他把爱荷华的4个飞机场统统给我“蹚”了一遍。下降，滑行，再起飞。我很喜欢这个游戏，每路过一个机场，我们都像在汽车里头，远远地望着一排简易的建筑物，然后，“汽车”一蹦，上天了。
我给本·瑞德提了一个要求，我想去看看聂华苓老师家的屋顶，她老人家都不一定看过。我知道聂老师的家坐落在爱荷华河边的一个小山坡上，我们很快就找到了。飞机在聂华苓老师家的屋顶上盘旋了好几圈。因为盘旋，飞机只能是斜着的，错觉就这样产生了，整个爱荷华都倾斜了，房屋和树木都是斜的。很玄，是古怪无比的天上人间——因为错觉，世界处在悬崖的斜坡上了，一部分在巅峰，一部分在深谷，安安静静的。只过了一分钟，世界又颠倒了，巅峰落到谷底，谷底却来到巅峰。就像瑞士诗人特朗斯特罗姆所说的那样：“美丽的陡坡大多沉默无语。”是的，沉默无语，世界就这么悬挂起来了，既玄妙，又癫狂。怎么说呢？说到底，眼睛所见从来就不真实，我们的视觉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习惯。习惯，如斯而已。因为飞机小，飞行的半径也小，没几分钟，我就晕机了。我说：“咱们还是走吧。”
本·瑞德把飞机拉了上去。借助攀升，飞机飞出了爱荷华市区。现在，我可以好好地俯视一下美国的大地了。在哪一本书上呢？反正是关于哥伦布的，我曾经读到过这样的句子：“他来到一块郁郁葱葱的大陆。”“郁郁葱葱的大陆”，多么迷人的描述，如诗如画，如梦如幻。
我要感谢小飞机的飞行高度，3600米。相对于我们的视觉而言，3600米实在是一个恰到好处的高度。1912年，瑞士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作为艺术因素与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说”》，从那个时候起，“美是距离”就成了一个近乎真理的假说。可我并不那么佩服这位瑞士心理学家，他的发现一点也不新鲜。我们的苏东坡在900多年前就这么说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不知道作为审美距离的心理距离应当如何去量化，但转换到物理空间，作为一种俯视，3600米的高度实在是妙不可言——大地既是清晰的、具体的、可以辨认的，又是浩瀚的、苍茫的、郁郁葱葱的。是的，郁郁葱葱。我知道的，这个郁郁葱葱可不是哥伦布的郁郁葱葱，它是自然，更是人文。准确地说，是康德所说的“人的意志”，是大地之子对大地郁郁葱葱的珍惜和爱。
飞机到达最高点之后，平稳了。本·瑞德突然给了我一个建议：“你来试试吧。”我当即谢绝了，飞机上不只有我，万一出了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当然了，毕竟是教练机，如果换我来驾驶的话，委实很方便，连位置都不用挪——所有的仪表都在正中央，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至于操纵杆，那就更方便了，主驾室里一个，副驾室里一个。只要本·瑞德一撒手，我接过来，其实就可以了。
本·瑞德没有坚持，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对我说：“我们去密西西比河吧。”我问：“需要多长时间？”本·瑞德说：“大约一个小时。”那还等什么呢，去啊。
我们抵达密西西比河上空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大地依然郁郁葱葱，可是，就在“郁郁葱葱”里头，大地突然亮了，是闪闪发光的那种亮。这“亮”把“郁郁葱葱”分成了两半。因为折射的关系，密西西比河一片金黄。它蜿蜒而过，慵懒而又霸蛮。我的记忆深处当然有我的密西西比河，那是马克·吐温留给我的——商船往来，热闹非凡，每一条商船的烟囱都冒着漆黑的浓烟。可是，我该用什么样的词语去描绘我所见到的密西西比河呢？想过来想过去，只有一个词：蛮荒。
蛮荒，史前一般的蛮荒。许多粗大的树木栽倒在岸边，在偶然出现的沙洲上，傲然挺立着一两棵孤独的大树，浩大的寂静匍匐在这里。18世纪普鲁士美学家温克尔曼说：“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那是评价古希腊艺术的。我想说的是，公元2006年，一个如此现代的社会，它的母亲河居然是洪荒的，这是何等壮阔、何等瑰丽的一件作品。造就它的，不仅仅是历史，还有现代。我震惊于密西西比河的蛮荒、原始、神秘、单纯，以及伟大。
我对本·瑞德说：“我们就沿着密西西比河飞行吧。”可是，本·瑞德把话题又绕回来了，他说：“你还是试试吧。”我依然不肯。本·瑞德说：“你还是试试吧，说不定你这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
我要承认，本·瑞德的这句话打动我了。我开始犹豫。我想是的，本·瑞德的话也许没错，这样的机会不是随便就有的，我得把握。我的手终于抓住了操纵杆。本·瑞德撒开手，关照我说：“一旦出现问题，你立即丢开，什么也不用管。”
我终于驾驶飞机飞行了，我的注意力集中起来。集中起来干什么呢？重新分配。驾驶飞机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你得处处关照。你必须时刻关注飞行的高度、速度、航线、本·瑞德替我翻译过来的塔台指令、舷窗外的前后左右。当然，最重要的关注点还是在手上：飞机的操纵杆可不是汽车的方向盘。如果说汽车的方向盘只管左和右的话，那么，操纵飞机需要控制的还有上和下。还有一件事我需要强调一下，飞机是悬浮的，它实际的飞行动态和你手上的动作存在一个时间差，在你做完一个动作之后，它要过一会儿才能够体现出来。
我想我還是太紧张了，人一紧张，注意力就很容易“抱死”，我太在意推和拉，也就是飞机的上和下了。是的，我害怕飞机处在突然攀升或突然俯冲的状态之中。上和下的问题总算被我控制住了，可是，我再也顾不得左和右了。在我左转或右转的时候，我的动作都是临时的、补救性的，过于迅猛、过于决绝了。这样一来，飞机飞行的样子可想而知。它摇摇晃晃，不停地摇摇晃晃。我又想吐了。飞行对飞行员健康的要求我想我是领教了。密西西比河就在我的下方，可是，对一个一心想吐的人来说，他的眼里哪还能有风景呢。
因为拙劣的驾驶，我的飞行反而有趣了，一会儿在密西西比河的左岸，一会儿在密西西比河的右岸。可本·瑞德很镇定。无论我驾着飞行怎么“玩心跳”，他都气定神闲地望着窗外。老实说，我真的很想把飞机开回爱荷华，可是，不能够了。一个哈欠就可以让我吐出来。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时常回忆起我那丑陋的驾驶模样。我知道了一件事——集中注意力固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可是，只有把注意力集中起来之后再有效地分配出去，生命才得以舒展，蓬勃的大树才不至于长成一根可笑的旗杆。我们把话题往小处说，就说写小说吧。写小说的“第一行为”当然是打字，你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上，可是，这不够，远远不够。你的身边还有许许多多的“仪表”呢，你得关注它们。你必须在关注语言的同时，时刻关注人物、人物与人物的关系、人物性格的发育，环境、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思想、思想的背景，情感、情感的背景，故事、结构、节奏、风格，甚至勇气。写作是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里，我们的注意力可不能“抱死”，一旦“抱死”，你只能摇摇晃晃，自己想吐，别人也想吐。平稳的飞行看上去最无趣，但是，这样的无趣考验的正是我们的修为。再别说狂风暴雨了，再别说电闪雷鸣了。
我真的驾驶过飞机吗？老实说，我没有。我貌似驾驶过一次飞机，那是因为我的身边始终坐着一个人，他离我最近。我始终感谢离我最近的那个人，他的镇定里有莫大的友善和信任，近乎慈悲了。善待这个世界，信任这个世界，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就这样变成现实。
飞行回来的当天晚上，我来到聂华苓老师的家，我把下午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她。聂老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她张大嘴巴，伸出她的一根手指头，不停地点。聂老师的个子不高，肩膀也不好，胳膊抬不高。我低下我的脑袋，一直送到她的跟前。聂老师的食指压着我的太阳穴，狠狠地顶了出去。
（张建中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写满字的空间》一书，东方IC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