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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真实的幻觉”。然而，逻辑自洽、成体系是一回事，真实又是另一回事。这点在历史研究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有时，穷尽一生得出的一个“圆满”结论，禁不起一次考古发掘的推敲。
《考古的故事》中记录了现代西方考古学早期的一个著名故事。19世纪末之前，西方古典学者一致认为《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只是荷马虚构的地方，一个传奇和传说。因此他们把希腊文明的诞生推断得很晚，认为不过是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事。然而，19世纪末一个叫作谢里曼的人对“特洛伊”坚信不疑，他用各种手段发家致富之后，便一心扑在了寻找“特洛伊”上。在主流历史学家的冷嘲热讽中，他还真的挖出了迈锡尼文明的遗址，把希腊文明史又向前推了1000年。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中国。“五四”初期，“疑古派”十分流行，很多历史学家怀疑司马迁的《史记》，认为商朝并不存在。但随着殷墟甲骨的不断发掘，中国历史的前身确凿无疑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越来越多的甲骨文被破译，人们惊奇地发现，《史记》的记录出奇地准确，商王世系表中诸王的名号都能找到相应的甲骨文记录。
这种意外比比皆是。通过对庞贝古城的挖掘，人们可以发现古罗马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几乎与今天大同小异，有广告，有竞选，有交际，有俱乐部。我们认为在殖民者登陆前，美洲大陆一片荒芜，只有零星的印第安部落，但是在美国各中西部州陆续发现了大量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城市文明遗迹，而且可以说相当发达。至于埃及金字塔、特拉蒂奥华坎遗址、马丘比丘山城、纳斯卡线条地画之类，当然不是外星文明的产物。随着不断深入的考古发现，古埃及和玛雅文明等变得日益清晰，王族谱系、贵族和普通人的生活开始慢慢浮现在我们眼前，甚至显得不再有什么神秘可言。
每个考古发现都在更新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以往要长篇累牍加以论证的东西，现代考古学界只需拿出一件新发现，就能展示清楚。对以色列地区的大面积考古使得《圣经》古卷不断被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早期宗教共识形成过程的认识。《孙膑兵法》的出土，让我们确证它是一本与《孙子兵法》无关的书;新近出土的《齐论语》、古本《老子》等让人看到，孔子有通达道命的一面，而老子也有热心人伦的味道。
因为现代考古学，我们甚至比古人更了解古人。我在写作中所用的考古资料，像司马迁这样的历史学者生前都没见过。
所以，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了“知识考古学”的理念。就是在成系统的庞大知识体系之外独辟蹊径，研究那些证据确凿却十分边缘的知识，进而发现全新的历史。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他认真对欧洲中世纪疯人院关于疯癫的记录做了考据，写出了《疯癫与文明》，充分阐述了“非遗传、非病变导致的社会型疯癫是现代文明才有的產物”。不能不说，福柯的学术想象力真的很丰富。
史学界借助这种考古学思维，重新梳理历史方法，往往别有洞天。黄仁宇对于“万历十五年”十分细致的剖面研究，把明朝的实际情况翻了个底朝天;汉学家孔飞力对乾隆时代“叫魂”流言的研究，全面折射出整个乾隆时代社会的真实底色。
经由考古学，可以使我们对“已知”建立起一种谦虚的态度。我们的很多见解往往是片面的，常常会因考古而“被打脸”。历史并不那么客观，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我们通过有限的知识想象出来的。
（柳再言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45期，刘 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