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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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读者2014年

  妈妈说我必须跟她去火车站,去接从劳改营回来的姥爷。我和弟弟从来不知道姥爷犯了什么法,只知道他是政治犯,够资格枪毙的。后来不知怎么,他案情的重大性就给忽略了,死刑也延缓了,一缓三十年。我们都要走了,看见车尾巴上站着个老头,穿一身黑不黑、蓝不蓝的棉袄棉裤,黑暗的脸色,又瘦又矮。老头唤出了妈的乳名,妈脸上显现出轻微的恶心和过度失望的表情。妈推我一把:“叫姥爷!”

  这是她坚持让我陪她来的原因:我叫一声“姥爷”便省了她叫“爸”了。姥爷哭了一下,妈也哭了一下,这场合不哭多不合情理。

  不久,姥爷就成了我们家很有用的一个人。我们都抓他的差,叫他买早点,跑邮局寄包裹,拿挂号信。自从我们多了个姥爷,家里就开始丢钱。

  有一天,我把他逼到洗碗池边,问:“你今天去哪儿了,姥爷?”

  “去门诊部了。”他已能很流畅地扯谎。

  “我在电影院看见你了。”我脸上出现捉贼捉赃的笑容。

  “在劳改营里没电影看。”我说,“三十年都没看过电影了吧。”

  “怎么没有电影?”姥爷扯起一脸皱纹,鄙夷我的孤陋寡闻,“场部一个月放映一两部新片子!”

  “你们劳改犯也能去?”

  他被我问住了。见我要走,他忙说:“你妈演的电影,我就是在那里头看的!”

  “妈演的哪部电影?”

  “那天我在井台上,王管教隔好远就喊我:‘老贺老贺,我跟你讲个事,我看见你女儿了!’我一听腿都软了,插在雪里拔不动了。王管教鼻子、嘴通红地笑:‘看了你女儿演的电影!’你姥姥隔一两年给我一封信,信里提过你妈给提拔去演电影了。我随身带的相片是1947年拍的全家福,你妈那年才八岁。”

  “你去看电影了吗?”我问。

  “场部离我们大队有三十多公里,还要请假。一个请假报告等大队长批下来,起码要两个礼拜。两个礼拜,早就换别的电影了,你妈也不在上头了,我跑三十多公里去看谁?”

  妈这时进厨房倒烟灰缸,然后去洗手,身子尽量绕开姥爷,尽量不去闻姥爷身上的气味。

  “一整天我都在想,”姥爷等妈妈出去后说,“唯一的办法是偷跑。每天晚上十点要点名,缺席的人以逃跑论处。怎么都没法子过点名这一关,除非哪个管教肯帮你打掩护。我马上就想到王管教,他人和气,心眼多些,就是喜欢贪点小财。

  “我把一点家底都翻出来了,总共只有一支派克金笔和一小瓶没启封的进口止疼片。刚到里头我有不少好东西,那些东西保住了我的老命。实在饿得吃不消,我就拿件东西去跟干部换羊油。派克金笔是我留着到顶难挨的时候派用场的,止疼片是我给自己留的,牙疼起来,我的头能把土坯子墙都顶出个坑来。

  “下午我见了王管教,小声跟他说我有事跟他私下讲。他一听就明白,让我吃过饭到他家去。我揣上东西——药瓶子我装在左边口袋,钢笔装右边——能少拿出来一样,就省一样。走到离他家院子差十来步了,他七八岁的女儿背着他两岁的儿子跑出来,拦住我说:‘我爸说中队长在我家,你有话跟我讲就行了。’

  “我呆掉了。这种话小孩子怎么能传递?再说还要来来回回地讨价还价。看我为难地直干笑,小丫头说:‘没事!我趴在我爸耳朵上跟他讲,谁都听不见!每次都是这样的!’

  “我跟她一个字一个字把话交代清楚,小丫头就回去传话了。几分钟后又跑回来,告诉我:‘我爸说批准你去看女儿,他会跟大门岗的哨兵打招呼。不过,你要在早晨五点之前赶回来,不然他就不管了。’

  “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我打算早上点过名就走,三十多公里路踩着大雪要走一天。十点钟我就上路了。到了大门岗跟前,我正要走过去,岗楼上的哨兵一下就把枪对着我,叫我不准动。我说:‘我是三队的老贺!’哨兵喊:‘你动一动我就打死你!’

  “我一再跟哨兵说‘我是三队老贺’,哨兵一再叫我‘滚回去’。我心想王管教受了那么重的贿,不该诓我吧?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小丫头耍了我,自己要了那支笔。

  “我怎么也找不到王管教。我不能等啊,一等就错过那最后一场电影了。

  “我想了两个小时,午饭后我把罗桥找来。罗桥是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他在十五岁时把他妈给打死了,判了死刑,要等他满十八岁才能枪毙。我把那瓶进口止疼片给他,问他肯不肯帮我忙。他知道一片止疼药能换一个馒头,那里头天天都有人犯牙痛,他只要拿一片药出来,那人就肯把晚饭的馍换给他。我把事情跟罗桥一说,他就答应下来。

  “下午三点,西北风紧了。罗桥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小碗青稞,把它炒了,跑到岗楼下去吃。哨兵在两层楼高的岗楼上冻得要哭了,看见罗桥吃热乎乎的炒青稞羡慕得骂娘,让罗桥请他吃两口。罗桥爬到岗楼上,跟哨兵又打又闹地抢吃青稞。那里头的人,管教也好,当兵的也好,都不防备罗桥。趁哨兵和罗桥耍闹,我不紧不慢走出了岗楼下的大门。

  “大门外是一大片开阔地,寸草不生,这样有只老鼠跑过都逃不出哨兵的眼。眼看就要走出那块地进向日葵田了,一进那里就好得多。砍下的葵花秆子给捆成一人多粗的垛子,一垛一垛竖在那里。要是哨兵不开口先开枪,那些葵花秆子能挡一下枪子。还差一二百步,岗楼上传出一声:‘站住!’我装作不知他在喊谁,继续往前走。我都不晓得自己怎么有那么大胆子,一下子不知道害怕了。哨兵嗓子都喊破了:‘我开枪啦!’枪还真开了,打得我脚边的雪直开花。我还是那个步子,坦坦荡荡地走。我就是想看看我女儿,我就一个女儿,真给他们毙掉我也就不必想女儿想得这么苦了。

  “这时候我听见王管教的嗓音,喊他们不要开枪,说:‘你姥姥的,那个样子像逃跑的?’他又喊我:‘贺智渠,你姥姥的,站好了给他们看看,你那三根老丝瓜筋挑个头逃不逃得动!’我转过身子,脸迎向枪口。我看见王管教那小个子蹿得老高,要那些枪放下。他对警卫兵说:‘就派他去趟中队,我派的!’我看他直朝我挥手,就几步跨进了葵花田。”

  我说:“他还不算太王八蛋。”

  姥爷说:“就算好人啦。那种人,报德报怨都快。”

  我问姥爷后来怎么样了。

  “我就上路了呗。”姥爷说,“二月天短,五点多就黑下来。场部我顶多去过三回,只记得在东南方向,路上要过个小镇。我进镇子的时候,看见军用大卡车占了镇子大半个地盘。我赶紧进了镇口第一家店。店主人一看见我的粗布灰棉衣上的号码就说:‘你怎么敢到这里来?没看见镇子戒严了?’我问为什么戒严,他愣住了,瞪了我一会儿才说:‘跑了个人!昨天跑的!’我又问是哪个大队的。他还瞪着我,半天才说:‘噢,不是你啊?’他把我当逃跑的那人了。我不敢再进镇子,就从一片荒地往场部去。还好,雪把天色照亮了。绕过小镇,我还得回到公路上。刚要出林子,我看见有烟头火星子在前头闪。对方也听到了我这边的响动,手电筒一下就照过来。我赶紧蹲下去。电筒光柱子就在我头上晃,我一点一点趴下去,肚皮贴地。那边叫:‘看见你了!还往哪儿躲!’我心跳得打鼓一样。那人又喊:‘还往哪儿跑?我打死你!’手电一下子晃到别处去了。

  “我才晓得他在诈我。他又瞎喊几声,就闭了手电。我往前爬几步,发现他也藏起来了。我必须找到他的方位才能决定我下一步怎么走。风硬起来,我汗湿的棉袄结冰了,跟个铁皮筒一样箍在身上。我差不多要冻死的时候,听见划火柴的声音。他把火光遮得再严我还是把他的方位认准了。他不晓得我离他那么近,我闻得到他纸烟的味道。

  “我算着那个兵的行动规律,然后撑起身子,慢慢站起,全身已经冻得很迟钝了。我必须在他向右走的时候从他左边穿过去。我一步都没算错,他转过身的时候,我已经在他的另一边了。出了警戒圈,我也不指望搭车了,就顺着公路旁的防风林带小跑。时间不早了,我怕连电影尾巴都赶不上,跑得棉袄棉裤上的冰又化了,周身直冒白汽。这就看见场部的灯了。

  “我进礼堂的时候,电影还有十分钟就结束了。场子里挤满了人。没座位的人站着,挡了坐在长凳子上的人。后面的人干脆都不坐了,全站到凳子上。有个十多岁的男孩站在两个摞在一块的凳子上。我对他说:‘你肯让我站上去看一眼吗?’他先不理我,后来看见我手上有张两块钱的钞票,马上跳下来。

  “我站到两个凳子上面,动一动就会跌下来。电影上的人是男的,过几分钟,还没女的出来。我脑子急得嗡嗡响,什么都听不见,只晓得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拽我裤脚,越拽越狠。这时电影上出来个女的,大眼、尖下颏,跟你妈小时候一个样。十几年没见了,怎么看怎么熟悉!我呜呜地哭啊,泪水把眼睛弄得什么也看不清了。我什么都看不清,就用两只手满脸地揩眼泪。

  “我那样呜呜地哭,把那男孩子唬坏了——他肯定没见过老头像我这样不知害臊,号出那种声音来。我不晓得哭了多久,也不晓得人都走光了,就知道自己一下子砸在水泥地上,直挺挺地从那么高就砸下来了,脸跟身子一块儿着地,一嘴的血,一嘴的碎牙渣子。”

  “那男孩子抽凳子了?”

  姥爷不答我,换了个语气,带一点微笑地说:“我都不知道那部电影叫什么名字。我趴在地上,清场子的人说叫三中队来认尸首——我衣服上有中队的编号。三中队一来人我就完了,我是偷跑出来的,逮着会给我加刑。我这刑还能往哪儿加?再加就是死了。

  “等他们一转身,我就忍着疼爬起来。还好,嘴上的血不流了,冻住了。从场部回我们队是迎风。那风是满头满脸地吹,满嘴地钻——没牙了嘛。我怎么也要在天亮前回到队里,赶上早晨六点的点名。我看到我们队那片土坯房的时候,天泛白了,也不晓得我怎么就倒在雪里头。后来那些人说,他们从我的棉袄棉裤里剥出个血人。我们犯人都没有内衣内裤,六七斤重的粗布棉衣里都是光身子。布料是回收的旧棉花织的,又粗又硬,跟油毛毡差不多,加上棉花也是‘废物利用’,用了再用,不知轮回了多少次。那东西能穿着走三十多公里路吗?给汗湿,又结冰;人走一步,它就跟锉刀一样在皮肉上锉一锉,一身皮还不都给它锉烂完了。我醒了,看看身上——俗语说‘不死蜕层皮’,那是真的,一块好皮都没了……”

  姥爷忽然不说了。

  妈眼下在电影中演的角色越来越次要,也越演越无声息。不经常地,晚报会有一两行字提醒一下人们:她尚活着,尚演着。妈有成大角儿的本钱,却不知怎么就错过了,她一向认为这主要得归罪于姥爷。在那个政治背景、家庭出身左右个人命运的时代,妈的推断或许有道理。我从来没有听过妈叫姥爷“爸爸”。

  姥爷在哇哇乱响的电视机前睡着了。我把妈拉到客厅门口,小声跟她讲了姥爷刚讲给我听的那事。妈想了一会儿说:“那他肯定看错了,那个电影里我的戏不到五分钟,他看见的是女主角。我本来该演女主角的,要不是……”她嗓音开始爬音阶,我嫌恶地制止她:“行了!”

  我狠狠地要求妈,不准她把实话讲给姥爷,让老人到死时仍不知道这是个误会,让他认为他曾为女儿做过一个壮举。

  姥爷在1989年被彻底平反了,恢复了名誉。我们家的日子还是那样往下过,妈照样发牢骚,她有积了三十余年的对姥爷的牢骚;姥爷照样搜刮家里的钱,去看电影。只有我在唤“姥爷”时,心里多了一分真切。我静静地设想:姥爷去看电影中扮演次要角色的妈妈,因为妈在银幕上是和悦的,是真实的,姥爷能从银幕上妈的笑容里,看见八九岁的她——他最后锁进眼帘和心底的女儿形象。

(作者:严歌苓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谁家有女初长成》,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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