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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照例回公婆家吃晚饭，开饭前看到桌上放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小尹：
我到中央公园去玩了。
小张
这是婆婆写给公公的字条。“小尹”是我公公，今年59岁。“小张”是我婆婆，今年55岁。婆婆早上出门时公公正好不在，怕他回来看不到她而着急，所以留一张字条告知去向。可能觉得只留这么一句话要用掉一张纸太过奢侈，于是特地裁了半张纸，留言写在信纸的反面。
把信纸翻过来看，抬头是“国营第八九八厂会议记录纸198 年 月 日”。这显然是一张婆婆曾经工作过的厂里的用纸，这张纸至少存了20年。
我先生给过他们一部手机、一个小灵通，然而他们只拿那两样东西当闹钟。当一个人有事出门，仍自然而然地沿用30年来一贯的留言方式，大概只有这种沟通方式才是他们的常态，就好像他们之间互称“小尹”“小张”一样，平淡、自然，然而却又跟一个人的左右手一样协调、默契，闭着眼睛也能把巴掌拍响，不需要特别设计。
他们是1975年底结的婚，我从没有见过两人的结婚照，问先生，竟然也没有见过。婆婆家里的墙上，除了挂历和经年的水渍，就是一片空白。翻相册，所有的照片都和我先生有关，公公婆婆在照片里，只扮演父亲和母亲的角色，没有扮演过丈夫和妻子的角色。
公公是共和国同龄人，是南京江宁湖熟镇上一位有名的面点师傅的二儿子，湖熟人称面点师傅为“白案师傅”，以区别于做卤菜的“红案”。我先生提起他的爷爷，总是有几分骄傲之情，因为手艺人听起来沾了点才情的边儿，显得有点传奇色彩。
公公认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出现在1974年，那一年他结束插队，返城进了南京，从此摆脱农村生活，当了工人。第二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婆婆，年底两人就结了婚，次年9月，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儿子。
关于他们恋爱的细节，我追问过多次，没有得到过一次正面回答，他们只是笑。
“约会吗？”“呵呵。”
“看电影吗？”“呵呵。”
“一起出去吃饭吗？”“呵呵。”
“你用自行车带她吗？”“呵呵。”
我见过我婆婆最年轻的一张照片，是在我先生12岁那年拍的，在泰山。那年她大概35岁，绝对算不上美人，脸太宽，下巴太平，鼻子太翘，眼睛太小，眉毛分得太开，几乎一无是处。我第一次上门见到她几乎吓了一跳，后来才慢慢习惯。
年轻时的她除了消瘦一点外，没有显得更美。除了长得不美，她的身世也不幸：母亲早逝，父亲续弦之后不久也辞世，而继母与她的关系向来不睦。
这样一个女子，没有好的容貌，没有嫁妆，没有人撑腰，一直到她22岁的时候，才开始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恋爱，恋爱的对象是我的公公。
当时的城市还没有怎么扩建，工厂外面就是田地。他们租了农民的房子作新房。下班回家之后他们割草卖给养牛人，一斤草两分钱，勤快一点的话，一天可以挣到一两毛。
很快有了孩子，厂里给了一间12平方米的简易平房。孩子——也就是我先生——长到两岁的时候，出了一起大事故。他不小心打翻了盛有滚水的铁锅，滚水从脖子往下，浇过了整个胸腹。他晕了过去，不知生死。夫妇俩都急疯了，急得浑身发抖、呕吐，脑中一片空白。先送厂医务室，医务室毫无办法，再送儿童医院急救。整整两日两夜，孩子徘徊在生死边缘。婆婆叙述此事的时候没有告知我任何细节，她几乎在刻意回避着一切动感情的描述。她完全没有提及她的眼泪、他们的恐惧和绝望，但我知道这一切必定发生过。
我问先生：“这事儿你记得吗？”
他说：“你说呢？那时我才两岁。”
“两岁也该记事了呀。”
他想了半天，说：“只记得一件事。出院的时候，他们给我买了一个很大很红的苹果。我坐在我爸自行车的大梁上，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这是那场滔天大祸的光明结尾，像伊朗电影里的场景。
他们一辈子就在一个单位，没有换过工作。单位给予他们所有的一切，小小的房子、医保和每月固定的收入，同时也耗尽了他们的生命力。他们的人生哲学是“比下不比上”，所以一生都觉得很满足、很幸运，哪怕单位最终让已经50多岁的他们离开，每月只给300元的基本生活费，他们仍然感激单位，感激单位给他们保留了医保，让他们看病时可以报销一部分费用。临到下岗前，他们两个人所有的积蓄是五万元人民币。当他们最疼爱的儿子需要买房子的时候，他们慷慨地奉献出所有，却发现他们一生的积蓄只够买一个小小的卫生间。
公公对自己相当吝啬，儿子未长大时，衣服自然是补了又补。儿子长大之后，则只穿儿子穿过的衣服。到现在他还在穿他儿子大学时代的校服：蓝色运动服，拉链早坏了，背上印着学校的名字。
对于家人，公公相当慷慨。他不善表达，但所有行动都表明了他在意家人的感受。比如婆婆就曾三次收到珍贵礼物。30岁生日时，公公给她买了一块钟山牌手表，150多元钱的手表，花去公公半年的收入，在那年代算是非常昂贵的。婆婆40岁生日时，收到的礼物是一块雕有生肖的玉，200多元；50岁生日时，公公送她的是一套黄金首饰，大概又花去公公半年的收入。
婆婆对于人生的要求也非常低。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听她说过一句嫌公公挣钱少的话。一般来说，女人是普遍有这样的心理的，但婆婆从不这样想。连对儿子，她也没有太多的期望，我先生让我经常感到不满意的地方，婆婆却总是表现出惊喜。甚至对于儿子上大学这件普通的事儿，她也总觉得不可思议。她说：“你看你爸，多讷！我呢，多傻！怎么会生出个上大学的儿子呢？”
她总是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可以了。有再多的钱，你能睡的就是一张床，再能吃也只有一个胃，钱多了又有什么用？”多少人挂在嘴边的人生智慧，对她来说却是刻在灵魂之中的。这个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女人，以一生去实践这样一个智慧，过得愉快而幸福。
现在，她和公公生活得相当自在。去公园锻炼，和朋友打牌，看看电视，做一些好吃的饭菜。有时候她会去郊区的朋友那儿住一段时间，给他们种种庄稼，喂喂鸡鸭。我们给他们买了数码相机和电脑，公公于是爱上了摄影、摄像和出远门，现在电脑里面，存满了两人的照片。白发苍苍的时候，生活中终于只剩他们自己，作为妻子和丈夫而存在。
除非出远门，他们平时仍然不带手机，有时也会给我们留条，基本上是留给我的。告诉我要多吃，苗条不是什么好事；告诉我已经帮我把菜买好了，青菜放在哪里，蘑菇（常常写成“蘑茹”）又放在哪里；告诉我鸡汤已经炖好，拎回家就行；告诉我自行车前胎已经补好，可以骑了；告诉我地下室不是灯泡坏了，而是保险丝断了，已经装好。
以前他们叫我“小张”，但现在他们叫我“小玲”，因为我们家有两个“小张”，容易搞混。
“小张”和“小尹”最牛的一次留言，是留在了云南的一个寺庙之中。他们在旅途中偶然路过一个小寺庙，因为庙里的和尚貌似对他们儿子的命运了如指掌，让他们深信不疑。他们花了400元钱，在庙里的功德碑上刻下了“全家平安”的留言，这一次他们署上了全名。
先生听后哈哈大笑，认为他们傻得可以，竟然上这种当。但我却被深深感动，这是他们一贯的做事风格：为了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慎重地付出一切。
（秦 风摘自《女友·家园》2008年第11期，束新水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