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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没有回过家，千里跋涉后回到家的时候，已经认不出那块地方曾经是我生命最初十多年成长嬉戏过的所在。后面山上原来象征风水鼎盛的几百株合抱大树全都不见了，几十间房的百年老屋，如今只剩角落里的一口老井在翘首问天。看起来比我还老的幼弟，就在这块祖先发迹的废墟上，搭了一座茅寮勉强度日。
兄弟两人以及从各地赶来相聚的五个妹妹吃过一顿难得的丰盛的团圆饭之后，幼弟在昏暗的油灯下，不知从哪个角落里摸出了一个只有半个巴掌大的小布包，他说这是妈妈临终前千叮万嘱一定要交给我的一样东西，现在总算亲手交给我了。他呜咽起来，却又像完成一件大事似的显得自在轻松。
四十多年没有接触过母亲的体温，没有听过母亲的叮咛，此时，还有什么比能接近母亲的遗物更令人心动？我像亲眼见到她老人家一样恭敬地接过小布包，一股从心底涌出的暖意直冲脑门。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把布包一层层地揭开。
里面露出的竟是一块已经氧化变黑的银元和一张发黄的小纸片。小纸片上面歪歪斜斜地留着母亲的字迹。
仲儿：这是你在九岁时连说梦话也在吵着要的一块钱，妈妈一直替你留着，也算是我们董家留给你的唯一的一点家业。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母亲
看完字条，搓摸着那圆圆涩涩的冰冷的金属块，我不知所措地愣在那儿。这是怎样的一种罪孽呢？童稚时一个不经意的小小心愿，竟劳母亲如此沉重地一生记挂着。眼看时间不容许她亲自偿我夙愿时，她该是多么不舍而瞑目的吧？
九岁那年我为什么做梦都会嚷着要一块钱，委实已无法从庞杂的记忆中翻找出原因了。我问围在灯下的弟弟妹妹，他们也都一脸的茫然，说母亲从未提起。想来，九岁的孩子也不过是想买本好看的书、添件新衣、看上一样新玩具之类的微末意愿罢了。可是在抵御外侮的那些艰苦日子里，即使一块钱也是母亲沉重的负担。
远方传来了爆竹声，猛然我想起了什么似的对弟弟说：“过完年，我们找人来盖新房子，妈妈的意思是要我们董家‘一元复始’呢。”我把手中的银元在空中挥动着，弟弟妹妹们发出的笑声比远方的爆竹声更加响亮。
（吴清贵摘自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我的父亲母亲·母亲篇》一书，陈大元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