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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你在阅读时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形，当读到某一个字、某一个词、某一句话时，会脸红、气紧、分神，会把书报丢在一边发一阵愣。我最怕读到一个“匠”字，哪怕是“匠心独运”“文艺巨匠”之类褒义词。因为我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做过多种匠人。少时失学，当过砖瓦匠，玩了几天泥巴，提过几天瓦桶；学过几天篾匠，主要是编篾扇卖，据说是出口非洲；插队时在农业基建队干了一年多，主要是打石头修水渠，算是石匠吧；后来到县农机厂当了一年多锻工——其实就是打铁匠；再后来，当教师——教书匠；再再后来，做文字编辑——编稿匠……哈哈，可谓一身匠气，两手茧疤。
当然，我上面说的“匠”，是自我解嘲，并未有人喊过。真正被人直呼过的是“画匠”。我当年插队当农民的地方，对画画的人不称画家、画师，而称画匠；不说画画，而说画图。下乡之前我学过几天国画，还小有名气，就常被请去画几笔，如公社办墙报画个刊头，配合宣传在外墙画几幅宣传画。更多的是被贫下中农请去画嫁妆，哪家嫁女儿，木匠做好了柜子、箱子、桌椅，要在上面画点喜庆吉祥的图画，再上油漆。这时，就有人来请我——何画匠。画的内容不外乎年年有余、花开富贵、多子多福之类。
记得第一次，是相邻公社的一个生产队长亲自来请的。请得慎重，我也得慎重对待，因为队长大小也是个官，另外，第一炮一定要打响。于是，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带了画笔、颜料、色盘，还带了一些供参考的美术资料，譬如《芥子园画谱》。一路上我不断地打腹稿。
到队长家一看，没几样东西，掂量了一下半天即可画完，因为我学的是短平快的画法——写意。打完么台（当地的习俗，客人来了，不论啥时候，哪怕马上就该吃饭了，也要先打么台，不外乎一碗煎蛋面或几个醪糟鸡蛋），开始干活。在四方桌面上画两条活蹦乱跳的红鲤鱼，在柜子的立面画几只长脚丹顶的仙鹤，在箱子盖上画登枝闹梅的喜鹊，在床头的靠板上画几朵盛开的牡丹……画得旁若无人、挥洒自如，且是流水作业，不到半天就全部完成。洗了手，收拾好行头就要告辞，不料队长把我拉住，硬塞给我五毛钱，还要留我吃夜饭。钱，我坚决不收，虽然那是我五六天的工分值，但我是来拜贫下中农为师接受再教育的，哪能收老师的钱，传出去我会吃不消。队长面有难色，说：“何同志，能不能再修改一下？”修改？我一下蒙了。我自认为用心在画，已经不错了啊。他说，梅花的树枝咋是断的、破的？我说，断的是意到笔不到，破的是飞白，用笔去填就失去了神韵，会显得死板。队长一脸茫然，很难堪地把钱放在桌上就出去了。我没拿那钱，也悻悻地往回走，心中很不是滋味。
过了几天，我们生产队队长找我谈话，先是表扬我为贫下中农服务不收报酬的好思想，接着提醒我要虚心，不要骄傲，要尊重人家的意见，尽可能按人家的要求去画，因为你是在为人家做活路。这最后一句话把我点醒了，我是画匠而不是画家，是“画图”而不是画画，按现在的说法，人家是我的客户、我的上帝。再说，不同人群、不同阶层的审美观和审美需求也不尽相同，不能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曲高和寡的艺术表现带到农村来。我扎扎实实地在灵魂深处把自己狠狠批了一通，然后，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手艺人，等同于泥水匠、木匠、剃头匠，属于引车卖浆之流。这样一来，我心中释然了，有数了，也就轻松了许多。
然而，在以后的画匠生涯中，“客户”还是提出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为啥只画一只喜鹊？（那一只在画外）
仙鹤的脚趾呢？（泡在水里了）
牡丹不是红的吗？咋个画朵白的，不吉利吧？（缘于对色彩丰富和色调对比的考虑）
为啥画两条大鱼一条小鱼，会不会是暗示人家未婚生子？（真纳闷了）
一只鸟咋几笔就画完了，细致点吧。（写意啊！）
如此等等。
一位伟人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聪明起来。”的确如此。我开始认真地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问题，彻底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并落实在行动上。
在色彩关系上，我过去一般不红绿搭配，“红配绿，丑得哭”，但大红大绿的确洋溢着喜气和生机，因而红、绿成了我的基本色。仙鹤的颈项和尾巴都是黑色的，为吉利起见，画成墨绿色。鸟也罢、鱼也罢、走兽也罢，一律成双成对，相亲相爱……
除此之外，我还进行改革创新。譬如突出审美主体，把荷花的花朵画得比荷叶还大；譬如梅花开花是没有叶子的，我就在枝干上点若干绿色的小圆点，美其名曰：点苔。最受赞赏的是我在四方桌面上的创意——中间画一盘烧熟的红色鲤鱼，四方各画两双筷子和两个酒杯——现实主义加实用主义。前不久，约了几个“插友”回知青点看看，山河依旧，面貌并无大的改观。在一户农家吃午饭，桌子上画的筷子、酒杯还依稀可见，似乎在见证人世沧桑。当年的新郎已垂垂老矣，认不出我了——我也怕被认出。
由于我入乡随俗、有求必应且全尽义务，我有了很好的口碑，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请我。寒冬腊月农闲时，又要杀年猪，是嫁女的好时节。我也落得大饱口福，画画时要在女方家吃几天——慢工出细活，我已经由龙飞凤舞的写意转为精雕细刻的工笔了；结婚时，女方还邀请我去男方家吃酒，坐上席。常常吃不了还要兜着走——带点肥肉块回去熬油炒菜。所以，我的日子过得很滋润，因此引来许多知青“吃大户”，我也因此结识了许多知青朋友。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在农村画嫁妆至少带来了两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一是县机械厂招工，在全县数千名知青中招十人。一时神走神路，鬼走鬼路，开后门，找关系，挤得个不亦乐乎。该厂厂长是个南下干部，在此地无亲无故，文化不高，但人很正直。他对县领导说：“我要留一个名额，招一个真正有用的人才，其余九个我一概不管。”听说有一个知青很会“画图”，厂长大喜——厂里正缺一个画图的，便把我点招进厂。殊不知他要的画图的是画机械用图，比如三视图什么的，我一窍不通。厂长摇摇头，说：“你个子大有气力，到锻工班打铁去吧。”我因此又多了一门手艺。
二是回城后，我画的作品受到了冷遇和批评。老师和画友给了一个统一的评语：匠气。
从此告别丹青。
（袁行健摘自《文学自由谈》2009年第1期，叶家斌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