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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7月，整个哈尔滨被一片愁云凄雨包围。二十几天的连续降雨，已让那个城市变成泽国。雨，还在无休止地下着，永远也停不下来的样子。在道外区一家名为“东兴顺”的旅馆里，一位体态臃肿、面容憔悴的年轻女子，正拖着怀有七个多月身孕的笨重身子，焦急地在屋里来回踱步。她叫张迺莹，也就是后来为人们熟知的女作家萧红。
她正在等待外出借钱的未婚夫汪恩甲归来。汪恩甲，是由父母做主指派给萧红的未婚夫，同她一起在哈尔滨寻生计，两人一起租住在东兴顺旅馆，已有四个月的房租未交了。他告诉萧红外出寻钱，人已消失数日，音信全无。他们已欠下旅馆六百多块钱的房租，旅馆老板日日催促数次，甚至扬言，如果再交不了房租，就把萧红卖到隔壁妓院去抵房钱。那几日，萧红心里的阴云，该比屋外阴着的天还浓厚吧。
接二连三写给《国际协报》副刊部的求救信，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发出去的。在那个城市，除了逃走的未婚夫，她再也找不到可以帮助自己的人。时任《国际协报》副刊部主编的裴馨园拆阅了她的信。他很快就召集报社的同事，聚在一起开了一个碰头会，商量营救萧红的办法。在场的几位同事大多七嘴八舌地出主意，只有一位叫三郎的年轻人，始终一言不发。后来，他却成了营救萧红走出困境最重要的人。他就是萧军，日后同萧红风风雨雨牵手走过六年的男子。彼时，因为自己亦贫穷不堪，对营救萧红的计划，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发言权，又不想作出无谓的空头承诺，只好沉默。可报社最终还是选派他前往旅馆看望萧红。
带着几本文学书刊，连同报社写给萧红的信，在东兴顺旅馆二楼一间散发着霉味的灰暗小屋里，萧军第一次见到了萧红。相见的最初，没有美丽浪漫可言。当时的萧红，整个人都灰扑扑的，陈旧得分辨不出颜色的长衫，趿拉在脚上的旧布鞋，略微浮肿的面目，凌乱的黑发中已透出星星点点的白发。那样一个女子，站在任何一个男人面前，可能都引不起他们的注意。对萧军也是。他匆匆安慰了她几句，递了书，转身就要离去。是萧红一声低低的请求留住了他：“能坐下来谈一会儿吗？”没有理由拒绝，萧军坐了下来。谈文学，谈往事。直到那个时候，萧军才意识到坐在自己面前的竟然是那样一位超凡脱俗的才女。不经意的一瞥，他看到放在她桌子上的一首小诗：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心弦的拨动，往往就在不经意间。听过萧红的故事，再读那首惹人心酸的小诗，一个简单而又强烈的愿望在萧军的心里升腾起来。他要救她出去，一定要！
此后几天，萧军每隔一天都来看望安慰一下萧红。救她出去的计划却无法落实下来。六百多块钱，对他们报社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1932年8月8日夜间的那场浩劫，让哈尔滨数十万人一夜之间失去家园，流离失所。那次不幸，却成就了萧红。8月8日夜晚，松花江大堤全线溃坝，肆虐的洪水咆哮着冲进哈尔滨市区。萧红所在的旅馆，水已淹到二楼，楼里的老板和其他旅客都逃走了。只有萧红孤苦无依地坐在窗台上，等人前来。她在等萧军，她知道，他一定会来。他真的来了，从那个城市的另一个街区，带着面包和香肠，涉水而来。他到底还是来晚了一步，他到达时，萧红已乘过路的柴船走了。
二人再见面，是在裴馨园家里。一场生与死的较量之后，再见面，两个人都有一种恍若重生的兴奋与喜悦，紧紧拥在一起。此后不久，萧红在医院生下一个女婴，萧军日夜守护在她们的身边。
萧红出院后，因无力抚养，还是把孩子送给了别人。再以后，就是同萧军风风雨雨、相濡以沫的六年。他们曾经共同经历过穷苦饥饿的侵袭，也共同领略过成功的喜悦，成了患难中的文学伴侣。在此期间，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以及他们的小说、散文合集《跋涉》相继出版。从青岛到上海，他们迎来了各自创作的高峰。那一段岁月，是萧红生命中最充实快乐的一段。
可那样一段风雨飘摇中结下的情缘，还是在六年后的1938年走到了尽头。个中滋味，也许不是仅仅一句“性情不合”就能解释得清的。当初是萧军的豪爽仗义，萧红的楚楚可怜，让他们走到一起；在一起后，曾经的优点却慢慢变了面目。萧军豪爽却性格暴躁，萧红忧郁却也要强，加之生活困苦，两人的争吵不断。自小就生活在一个缺少爱的环境里，萧红对爱一直有着一种近乎孩子般的渴望。她对那段感情绝望了，只有分手。之后，萧红遇上了另一个文质彬彬的男子——端木蕻良，二人相爱，继而同居。那份爱，也没能留住萧红苦涩短暂的生命。1942年1月，萧红在香港一家医院凄然离世，时年仅仅三十一岁。她死的时候，那两个她曾深爱过的男人，没有一个在她身边。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在那方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萧红曾经是一位勇敢的斗士，以笔为戈，将一个时代犀利地解剖给世人；可是在她自己的人生战场上，她却始终没有逃脱寂寞的樊篱，寂寞地生，寂寞地死。
（汪新才摘自新浪网梅寒的博客，李 晨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