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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一封信，标题很醒目：“该为活着的人多考虑还是为将死的人着想？”
写信的雪儿有相爱的老公、听话的女儿，但这个幸福家庭近来却因为雪儿公公的病屡屡产生矛盾。公公中年丧妻，雪儿婚后夫妻俩一直和公公一起过，彼此相处得很好。公公的病一查出来就到了晚期，半年多来，夫妻俩轮换着在单位和医院之间奔波忙碌，雪儿并无半点怨言。
然而公公的病情并没有得到控制，几天前医院提出可做一个手术，报出的费用吓了夫妻俩一跳，这个家庭所有的积蓄还不够手术费的三分之一。但为了救命，雪儿还是毫不犹豫地将存款全部取出，并且回到娘家求援。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总算凑够了手术费，可手术前医生的一句话却让她退缩了（有个别医生甚至到最后也不讲这样的话）。医生说：“其实手术真的没多大意义，因为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区别只在时间上。而且不可能是一次手术，还需要一大笔费用来保证今后的手术。”
两人的矛盾由此产生。老公不仅开始为了下次手术到处借钱，并且希望雪儿也尽一切可能出去借钱。雪儿不同意，说你是孝子我能理解，但总不能不为今后的生活和女儿考虑吧。如果现在背负一身的债务，老人能好起来我也会试着去做，可是结果并不如此呀。老公无法接受雪儿的意见，固执地认为她不愿意抢救父亲，于是两人多次发生争吵，甚至危及夫妻感情。雪儿很迷茫，于是写信问我：到底应该为活着的人多想，还是不管不顾地去做不可能挽回的事？
对这封信我斟酌再三，觉得并不好回。
亲人得了重病，即便是不治之症，许多家庭仍会不惜举债救治，这似乎是发生在中国社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医生不过是把怎样治疗的选择推给了亲属和子女。作为儿子当然要不顾一切抢救父亲，哪怕让他在世上多留一天；儿媳却觉得这样做不理智。面对医生的判断，我觉得雪儿和其老公的态度都可以理解。几年前曾出现天价药费，为抢救一个垂危老人，家属竟付出了550万元的医药费。雪儿害怕沉重的债务影响到未来的生活，年幼的女儿还要读书，中国的教育费用对于许多家庭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更重要的是，如果这样的努力能挽救亲人的生命也还值得，最怕的结果是“人财两空”。
那么，什么样的治疗是必要的，什么样的治疗是过度医疗呢？
我曾和一些欧美的朋友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他们说，在欧美一些国家，医生治病要经过保险公司的批准。该实施怎样的治疗，包括手术药物的费用，都得经保险公司审批，只要经过保险公司批准的费用都不会转嫁到个人头上。当然，负责审批的是医学专家，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他们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对治疗方案加以指导。这样，既可保证病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也可避免过度医疗。一位美国朋友的哥哥几年前患了脑癌，在一年多反复进出医院治疗之后，他被安排回到家中等待最后的时刻。这并不意味着失去医疗，仍然有医护人员来家中护理，比如输液、止痛等，但不再占用医院的床位，也不再进行无谓的手术。他告诉我，在美国，许多人是在家中、在亲人的陪伴中离世的，他们走得平静安详，这同样是人道的。
在中国，覆盖全民的医保制度还未真正建立，现阶段治病对于普通人而言仍然意味着巨额的花费。即便是获得医保的人，在医院也要不断面对是否“自费”的选择。我们常会听到医生这样询问：“药是用进口的还是普通的？”大量的进口药是自费药，价格昂贵，据说效果优于普通药物，但也未见得一定都好。
我的一位朋友患高血压，在一年多的治疗中，许多进口药都试过了，效果最好的竟然是4元一瓶的复方降压灵。
一个人到医院看病，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医生，应当由医生决定适当的治疗方案，比如应不应当住院，应不应当手术，是用进口药还是普通药，这些都应以疗效为标准。患者及其家属通常不会有多少医学知识，这方面和医院、医生的信息完全不对称，是毫无疑问的弱势群体。因此，把怎样治疗的选择“简单化”地推到家属面前，有时不仅是残忍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这不仅会产生许多“过度治疗”，甚至会出现许多对患者有害无益的“错误治疗”。
但这一切在目前中国追求市场效益的医疗体制下似乎难以避免。医生的医德自然要受到监督，而天下的事情只有道德的规范终究是软弱无力的。
我们只能对医疗体制的深化改革拭目以待。
我不知道雪儿夫妇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但愿他们的选择能够使自己安心，也使老人走得安详。
（光 年摘自《郑州晚报》2009年2月20日，黎 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