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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书橱里珍藏着一套《莎士比亚戏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定价160元。购买这套书时，我参加工作3年，月工资不足800元，又刚结婚，在经济上捉襟见肘，但我仍毫不犹豫地将其抱回家，视若珍宝。
在阅读朱生豪先生的译本时，我又有机会拜谒先生的故居。先生的故居在嘉兴的梅湾老街对面，粉墙黛瓦，竹影扶疏；木楼梯狭窄，踩上去嘎吱作响；窗花极小，经年累月的旧木器在昏暗的光影里散发出沉香……
在朱生豪和夫人宋清如住过的房间里，我看到一盏小小的油灯，灯火已灭，但先生的气息依然存在。今日的读者已经很难想象，就是在那昏暗的灯光下诞生了举世瞩目的《莎士比亚戏剧》中文译本，不是一本两本，而是连绵不断的31部。
让翻译成为最有力的武器
据说，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想把译著送给宋清如作为爱的礼物，二是将翻译事业当做摆脱迷茫的一剂良药，三是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他在给宋清如的信中这样写道：“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
在这三个原因中，人们常常放大第三个，忘掉前两个，我却每一个都相信，三个原因里才有真实的朱生豪。他像任何一个青年那样深深地迷茫过。他曾经告诉宋清如：“如果到30岁我还是这样没出息，我真非自杀不可。”但幸运的是，在23岁时，他决心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自此告别了迷茫，像一颗闪亮的彗星划过茫茫夜空，使自己的人生勃发出最美的光彩。朱生豪信中的“某国人”指当时的一些日本人，他们因为中国没有《莎士比亚戏剧》的汉译本而讥笑中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朱生豪决心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用事实做最有力的武器。他原本属于沉默寡言的战士，冲锋陷阵的行动才是他最有力的反驳语言。
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
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无疑等于攀登一座世界最高峰，许多人望而却步。一些面世的中文译本也只是笨拙而机械地翻译，匠气十足，神韵全失。朱生豪先生对这种译本很不满意，也瞧不起。那么他会怎样翻译呢？“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逼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在《译者自序》里，朱生豪表明了自己的翻译宗旨。他还讲到具体的翻译过程：“凡遇原文中与中文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查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是否顺口，音节是否调和。一字一句未惬，往往苦思累日。”这种忠实诚挚而又灵活贴切的译法，让他走到了当时所有译者包括一些名流大家的前面。
用现在的话来讲，朱生豪是当时翻译界的一匹黑马。他毕业于之江大学，绝对称不上名校；他毫无名气，在世界书局只是一个小职员，在战乱年代跟难民一起颠沛流离。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没有什么利器，手头除了莎翁原著，唯有一本《牛津辞典》和一本《英汉四国词典》。但就是这个名不见经传者悄然平了所有的山峰，创造了自己的高度和历史，“把日月译上了天空，把伟人译入了历史”，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能不说是一种壮举。
只管抱着莎士比亚，过他的日子
这个幼年失去双亲的不幸儿，也许在莎翁戏剧里找到了安慰。翻译莎士比亚最终成为他最心爱的事业，爱到可以寄托生死和人格尊严的地步。他说：“真的，只有埋头于工作，才多少忘却了生活的无味，而恢复了一点自尊心。”
先生感觉不到自尊，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深刻地体验到战争的罪恶。朱生豪翻译莎翁全集几乎是孤军奋战，同时伴随着毁灭一切的炮火。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朱生豪逃出寓所，随身只携带着牛津版莎翁全集和部分译稿。此时的朱生豪对莎翁的戏剧已经达到着魔的程度。宋清如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八一三的炮火，日敌在半夜里进攻，把他从江山路赶了出来。匆忙中他只携着一只小小的手提箱，中间塞满了莎氏剧全集、稿纸……他姑母见他把衣服被褥整个儿的财物都给丢了，气得直骂，他却满不在乎，只管抱着莎士比亚，过他的日子。”
不幸的是，因为战乱，他曾两次丢失毁坏几乎全部的资料和译稿。1942年，先生成为生活无着的失业者，但他再次竭尽心力地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并于1943年1月，携爱妻搬回老家嘉兴定居。
当时，嘉兴也是沦陷区，日伪横行，环境险恶。朱生豪继续保持着高昂的民族气节，他宁愿贫穷至死也不为伪政权效力。他闭门不出，摒绝交往，把全部时间和精力交给翻译工作。他沉默的程度让人吃惊，他自己也说：“一年之中，整天不说一句话的日子有一百多天，说话不到十句的有二百多天，其余日子说得最多的也不到三十句。”他工作条件的艰苦也让人吃惊。他全部的工作用具无非是一张榉木账桌、一把旧式靠椅、一盏小油灯、一支破旧不堪的钢笔和一套莎翁全集、两本辞典而已。家里没有时钟，他起床以天明为准，有时候熬夜译述，还要担心灯油是不是够用。
欧美文坛为之震惊
最大的快乐在翻译，最大的痛苦也在翻译。翻译绝不比创作容易，而翻译莎翁戏剧更需要译者呕心沥血，毫不苟且。在翻译的过程中，朱生豪有时候觉得自己太笨了，他甚至称：“就是在初中二年级门门功课均不及格的时候，也要比现在聪明些。”他对自己的才华产生了怀疑，为此他感到痛不欲生，竟“希望魔鬼进入我的心”。但有时候，他又变得特别聪明，工作速度“像飞机那样快”，令他欣喜异常。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开始，朱生豪次第翻译出莎翁全部悲剧、杂剧，又译出英国史剧4部，连同喜剧在内，一共31部。
艰苦的工作再加上贫穷的生活，令朱生豪的身体日渐虚弱，经常患病，但他仍然笔耕不辍，跟时间赛跑。翻译到《亨利四世》时，他突然感到肋间剧痛难忍，并出现痉挛，经诊断为严重肺结核及并发症。
1944年11月，朱生豪病情加重，日夜躺着，无力说话，更无力看书了。然而他曾经两次在昏迷中突然高声背诵莎翁戏剧原文，音调铿锵，表情极为严肃。清醒后，他稍感好转，便不无遗憾地对日夜守护在他身边的宋清如说：“莎翁剧作还有五个半史剧没翻译完毕，早知一病不起，就是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并再三叮嘱爱妻和弟弟“续完未及完成的五个半史剧”。
26日中午，朱生豪忽然叫道：“小青青，我去了！”不等爱妻应答，一代才子就此撒手人寰，年仅32岁。
朱生豪辞世的那一年，宋清如也是32岁，他们的儿子刚满周岁。宋清如记起夫君曾经对她说过的一句话：“要是我死了……不要写在什么碑版上，请写在你的心上，这里安眠着一个古怪的孤独的孩子。”念及此，宋清如再次泪如雨下。
1947年秋，朱生豪先生的译稿由上海世界书局分三辑（喜剧、悲剧、杂剧）出版，计27部剧本。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内收朱生豪翻译的31部剧本。他成为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较早和最多的人。诗人卞之琳称赞他说：“他译笔流畅，为在我国普及莎士比亚戏剧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台湾大学教授虞尔昌说：“1947年秋，我国首次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作三辑传到海外，欧美文坛为之震惊，许多莎士比亚的研究者简直不敢相信中国人会写出这样高质量的译文。”
（陈 菁摘自《中国青年》2009年第7期，李 晨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