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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这一帧黑白老照片，我是无法想象父亲和母亲原来曾经有这样亲爱的关系。
那时候，我还没来到这世上。
父亲是家中幼子，沉默怯懦，家里穷，在银行当见习生，晚上读英专，近三十岁了，还没成家。
母亲是家中长女，勤奋坚毅，在纱厂由养成工提拔了当管工，为了逃避外婆长期的苦待苛索，一直渴望早日离家。
相同的是，他们都自小没有爹。并且分别于香港沦陷时在湾仔旧区度过他们的童年，像许多同时代的人，他们吃尽了战争与饥饿的苦头。
姑妈与母亲曾在纱厂共事，欣赏这年轻女孩的刻苦能干。一天，她把父亲和母亲同约去看电影，然后把他们丢在戏院里共处，自己却一溜烟跑了。
父亲认为这女孩聪明贤惠，落落大方，可以共度今生。母亲认为这男孩跟她在工厂见惯的男人不一样，而且是操笔杆工作的，将来必定另有出路。可是，这些憧憬随着婚后四个小孩的接踵而来渐渐幻灭了。
父亲入不敷出，没法去进修，刚露曙光的前景一天一天地暗了下来。
母亲带着小孩，不能工作。没有饱受父母关爱的她，并未拥有呵护孩子的能力。离开了令她受创的家，却也无法在经济与妯娌之间的压力中塑造自己引以为傲的母亲角色。生活比以前更艰难。很快地，他们发觉对彼此的期望落空了。
没多久，家庭开始成为父亲母亲的情感战场。没隔几个月便得靠典当借贷度日。
父亲变得越来越沉默。
母亲变得越来越倔强。
他们选择了以斗争来解决对婚姻的失望。
陷于苦恼中的父亲母亲开始以言传身教向尚年幼的孩子展示人生的痛苦，获得生命是一个诅咒，没有一件事值得庆祝，没有一个人值得我们崇敬，没有一个日子值得纪念，没有一种生活令人向往！
生活中充满伤心、挣扎。父亲母亲彼此以鄙视来掩盖对婚姻的失望。孩子的相继出生在他们原来的失落中添加了压力，令他们不住地懊悔，互相怨怼，然后企图在孩子身上不断找出令他们不快乐的原因，将他们对生命的憎恨以暴力与羞辱重重还击在这些弱小的身心上，从孩子们流泪的眼睛和惊叫中，他们得到一刹那征服生活不如意的快感。
父亲放工后常在街上踽踽独行，深宵才归。他开始抽烟酗酒，并以本也拮据的经济封锁抵制轻蔑数落他的妻子。母亲不断自我伸张，情绪恶劣，常言轻生，一边流泪，却一边通宵达旦拼劲赶制各式家庭手工，以争取经济独立。
在孩子们的眼里，这已是永恒的家居风景。大家默默地围拢在母亲的衣车旁，在“咯噔咯噔”的脚踏衣车声中乖乖地一针一线缝制各式各类的手工。父母亲不能好好说话的光景一晃眼已是十多年，直至我们长大还是那样子。每一个假日，父亲和母亲各自逃离家庭，把四个孩子都留在家里自己过日子。整个中学，孩子们除了上学，便是困在狭小的家里靠着收音机的陪伴长大。
直到有一年农历新年刚过，父亲开始不断咳嗽。我看见在他的胸口上有三角形的凸出的肿块。后来，医生建议他入院检查。
有一天晚上，母亲自医院探望父亲回来，只轻声地说了一句：“你爸患了癌。”
原来那是由先前的肝炎诱发的肝癌，医生说父亲只能再活三个月。
那时候，得癌还不是常有的事。
自此，母亲便在医院服侍父亲，甚至彻夜陪伴他，经历一连串的电疗、化疗。
父亲开始衰弱不堪。一天我去探望他的时候，他对我一字一顿地说：“好好地找一个人结婚吧。”
那时我初出茅庐，还不懂他所说的。
没过两天，黄昏时母亲自医院回来找点东西带过去，她面色凝重地对我说：“你爸今天对我说：‘阿容，过了这些年，还是你对我最好。’”
通常，母亲若没有多说话，那就代表她已释怀了。
同一个星期的周日黄昏，父亲在我们的目送下离去。那年他五十三岁。
接着好长的一段日子里，刚出来工作的我，每天回家只见到母亲面色通红，近乎瘫痪地陷在厅中的扶手椅里，歇斯底里地抽泣。
母亲每天什么都不做，只是一心一意地哀悼着父亲，直至大半年后，才慢慢淡化。
父亲的一句“还是你对我最好”印证了这帧黑白老照片：时间最终都会过去，无论怎样的经历，只要“放下”，那拍照时的盟誓，最终都会体现。
只是，那二十多年的光阴，都在争战中白白地流逝了。但愿我们都不虚掷了那原来可以相爱的日子。
（周 岚摘自《大公报》2009年5月21日，姜吉维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