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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夜间快车离开罗马的乘客，要在法布里亚诺小站停留到天亮，然后才能乘坐这趟老式的、又小又慢的火车继续前行，进入苏尔莫纳的主干线。天亮时分，在一节空气污浊、烟味熏人的二等车厢内，已经有五位乘客在这里坐了一夜。一个身材肥胖、满脸悲痛的妇女被人从车门口推了上来——那模样看上去简直就像一捆没有形状的包裹。后面跟着的是她的丈夫，嘴里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还咕哝着什么——这是一个又瘦又小、身体虚弱的男人，面孔像死人一般惨白，眼睛又小又亮，看起来怯生生的。
终于找了个座位坐下来之后，他彬彬有礼地感谢那些帮助过他妻子、给她腾地方的乘客。然后，他回过头，帮妻子把大衣领子拉下来，体贴地问道：“你没事吧，亲爱的？”
他妻子没有回答。
“龌龊的世道。”丈夫嘴里咕哝着，露出一丝哀伤的笑。
他觉得很有必要对周围的乘客解释清楚，他妻子值得同情，因为战争从她身边带走了她唯一的儿子—— 一个20岁的小伙子。对于儿子，他们两人都倾注了一生的心血，甚至抛弃了他们在苏尔莫纳的家，跟着儿子来到罗马，因为儿子得在这里读书。后来，他们又同意了他志愿参战的决定，但那是因为他们得到保证，六个月内部队不会派他上前线。可现在，他们却突然接到电报，说儿子三天后就要出发，要他们去为他送行。
穿着宽松大衣的女人身体扭来扭去，有时还发出像动物一样低沉的声音。她确信这一切解释都不会引起人们哪怕一丝的同情，因为他们很有可能和她一样处于悲惨的境地。其中一个人一直特别专注地听着，说道：“你们应该感谢上帝，你们的儿子现在才去前线。我儿子在战争的第一天就上前线了。他因为受伤被送回来了两次，伤好后又给送去了前线。”
“那我不是更惨？我的两个儿子和三个侄子都上了前线。”另一位乘客说。
“也许你说得对，但我们的情况特殊，我们只有一个儿子啊。”丈夫试探着回应了一句。
“这又有什么区别？对你的独子，你可能因为过度关爱宠坏了他，但如果你有不止一个孩子，你对他们的爱绝不会比你对独子的爱少。父亲的爱可不像面包，能切成好几份，平均分给每个孩子。做父亲的会把自己的爱完整地、不加区分地倾注给他的每一个孩子，不管是一个还是十个。如果我为两个儿子感到痛苦，这种痛苦可不是一人一半，而是双倍的痛苦……”
“没错……没错……”丈夫尴尬地叹了口气，“可是假如做父亲的有两个儿子在前线，失去了一个，还有另一个活着，可以安慰他……但是……”
“没错，”对方有点恼怒地答道，“一个儿子活下来是可以安慰他，但为了这个儿子他也必须要活下来；可如果只有一个儿子的话，要是这个儿子死了，做父亲的就可以撒手去了，也就一了百了不用痛苦了。这两种境况，哪一种更糟？难道你不明白我的处境比你的还要糟吗？”
“胡说。”另一个乘客打断了他的话，这是一个红脸的胖子，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他喘着粗气，躯体里似乎有一种被不可控制的活力所激发的内在力量在翻腾。
“胡说。”他重复道，一边用手捂着嘴，以免让人看到他嘴里少了两颗门牙，“我们养活孩子，难道是为了自己得到什么好处吗？”
其他乘客都痛苦地瞪着他。那个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儿子就上了前线的人叹了口气，说：“你说得对。我们的孩子不属于我们，他们属于国家……”
“胡扯！”胖子反驳道，“我们生养孩子时想到过国家吗？孩子们出生是因为他们必须出生，一旦他们生下来，就延续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属于他们，可他们从来都不属于我们。他们到了20岁，就跟我们20岁时一样。我们那时也有自己的父母，但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女人、烟、梦想、新领带……当然，还有国家，那个时候，若有需要，我们也会响应国家的号召——当我们20岁的时候——哪怕父母都不同意。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岁数，当然还是很爱国，但我们更爱自己的孩子。在我们这些人中，如果可能，有谁不是心甘情愿地想替儿子上前线呢？”
众人一片沉默，人人都点头，表示赞同。
“那么，”胖子继续说道，“我们为什么不去考虑孩子们20岁时的感受呢？在他们这个年纪，对国家的爱超过对父母的爱，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毕竟，在他们眼里，我们就跟那些走不动路、只能待在家里的老家伙一样。只要国家还存在，只要国家还必不可少——就像面包一样，人人都要吃，不然就得饿死——那么就一定要有人去保卫它。所以，我们的儿子就去了，在他们20岁的时候。他们不需要眼泪，因为即使他们死去，他们也是轰轰烈烈地死去、幸福地死去。所以，如果一个人年轻时愉快地死去，没有经历过生活的阴暗面，没有体验过生活的乏味、琐碎和希望破灭后的痛苦……那我们还需要为他争取什么呢？大家都应该笑起来，就像我一样……或者至少应该感谢上帝——像我一样——因为我的儿子在死之前，给我发了一封电报，说能够以这种完美的方式死去，他感到很欣慰。所以，你们看，我甚至连丧服都没穿……”
他抖了抖浅黄褐色的大衣让别人看，铁青的嘴唇颤抖着，眼睛里水汪汪的，目光呆滞。之后，他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不过听起来倒更像是抽泣。
“有道理……有道理……”其他人附和着。
那个穿着大衣、蜷缩在角落里的女人一直在用心听着。过去的三个月来，她一直想从丈夫或者朋友的话中找到令她感到安慰、不再忧伤的语言。这些语言也许能让她明白，一个做母亲的，对于儿子没有死去，而只是过着一种可能很危险的生活，应该感到欣慰。然而，她听到的话不少，却没有一句打动她……而想到没有人能够理解她的感受，她的悲伤也变得愈加强烈。
可是现在，这位乘客的话语却令她惊奇甚至震惊。她突然意识到，错误不在别人，不在于别人不能理解她，而在她自己，在于她无法达到那些父母亲的境界——面对子女的离开，甚至死亡，他们没有哭泣，而是顺从地听由命运的安排。
（焦 铮摘自《新东方英语》2009年7－8月号，李晓林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