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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一贯治学严谨的季羡林也承认，自己在生活上是个糊里糊涂的人。
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他常说：“人一老，就容易忘事、糊涂。”80多岁时，他就感觉到自己的记忆功能在逐渐出现问题，远一些的记忆尚能保存，可对眼前非常熟的人，即使名字“似乎就在嘴边、舌上”，见面时也往往叫不出。
季羡林的糊涂不仅在于越来越模糊的记忆，更在于生活上的许多细节。
凭借从各种渠道赚来的稿费，他从来不会拮据。但几十年来，他的饮食极为简单，例如早餐，永远都是一成不变的烤馒头片或面包，一杯清茶，再加一碟炒花生米。至于穿，很多人形容季羡林“简直是个清教徒”。他的衣服多是穿过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最极端的例子是，有一件1946年从德国回上海时买的雨衣，他一直穿到了21世纪。
平时，他自称“农民的儿子”，不论寒暑，都是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提一个最简单的敞口式手提包。到了后来，市面上这样的卡其布再也买不到了，季羡林却还是一定要穿这种布料做的衣服，家人只好去一些偏僻的农村寻觅。
抱着“无所谓”的心态，季羡林吃了70多年安眠药。他说：“每天吃了，每天睡好。睡好了，精神就好了。”他还以自己为案例，“常常告诫医生，当你的病人受失眠之苦时，就让他吃安眠药”。
对吃、穿、健康以及身边很多事情持“无所谓”态度的季羡林，活到了98岁。
对于“糊涂”，季羡林有自己的一套认识。他认为忘事、糊涂有好处，毕竟我们活着的地方不是天堂，人生在世的痛苦大过乐趣，所以很多事都要“想得开”——“如果不能‘忘’，那么痛苦就会时时刻刻都新鲜生动。”
在季羡林眼中，糊涂有真假之分——“假糊涂”很“难得”。绝大多数争名争利的人都是“真糊涂”，他们每每尝到一点甜头就忘乎所以，每每碰到一个小钉子便哀叹不已。而世人皆醉他独醒的人，在人人都真糊涂时，现实情况迫使他们非得假装糊涂，他们是痛苦的。
季羡林的糊涂究竟是真是假？他承认自己在“文革”期间有过对“文革”和“反右”的错误认识，晚年却时时表现出一种超然的道家名利观，似乎进入了一边“假糊涂”，一边追求“真糊涂”的境界。
在这不完满的人生中，也许季羡林的“真糊涂”印证了他仍是一名普通学者，而“假糊涂”则证明了这名学者旷达的大智慧。
（徐 迅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26期，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