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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乘以2等于几？”
“4。”这个刚刚转学来的孩子第一次举手回答。
“不对。应该答什么？”
“4。”他肯定自己是对的。
“过来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想想正确答案。”女教师说。
他就站在那里，穿着母亲为他准备的最好的衣服，面对着还不认识的正在窃笑的同学，试图忍住泪水。
下课铃响了，老师问：“现在，你想出答案来了吗？”
他承认没有。
她启发他：“应该这样回答：‘4，夫人。’”
他在70年之后写道：“直到后来，这种特性才在我身上强烈地显露出来：我厌恶哪怕是最轻微的兵营式一体化或集体服从的暗示……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这种独立的迫切性促使许多人选择了新闻这一行。”
二
20岁出头的时候他是个电台的播音员，老板冲进办公室向他大叫：“赶快播！赶快播！市政大厅着火了，3个人跳下来了，都死了，我夫人刚给我打的电话，我家就在马路对面，赶快！”
他伸手去抓电话。
“你干什么？”老板说，“赶快播，赶快播！”
他要给消防队打电话核实一下。
“你不用核实，我夫人从头到尾看得一清二楚。”
他还是抓起了电话。老板气疯了，自己在话筒前把这当成最新要闻播了出去。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电话接通了，消防队说那算不上火灾，脚手架着了火，很快就被扑灭了，也没有人受伤。
事件的结果是他被解雇了。
三
二战的时候，作为合众社的记者，他随海军作战。“海军的大炮把甲板上所有的东西都送上了天，碎片都被吸走了……我站在那儿，被眼前的一切震撼了，扑克牌雨点一样飘落，有一张落在我紧抓着栏杆的手背上，是一张黑桃A。”他待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随盟军进入荷兰，荷兰人不停地向他们掷来郁金香，一直堆到汽车的翼子板上。
“郁金香是很重的花朵。”他写道，“我就是在那一天流下了参加战争以来的第一滴血——被一捆用铁丝绑在一起的郁金香砸了个正着。”
“上厕所成了我们最大的问题，人们围得水泄不通……不过出了阿姆斯特丹，向海牙方向开去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缺口，放眼望去没有荷兰人，我们躲到一堵矮墙后头，还没来得及解决问题，就见荷兰人蜂拥而至——男人、女人、小孩子，他们越过矮墙，把我们淹没在他们的怀抱里，完全不管我们的身体还有一部分暴露在外。”
可以看到他写作的力量。
即使后来坐在主持人的位置上，他也坚持直至直播的最后一分钟，也随时插入最新新闻，哪怕会造成播出的混乱。如果编辑来不及，他就在广告时间里转身自己在打字机上把内容敲下来。
有一次播放广告时，他的秘书说有位先生是他的老朋友，执意要他接听电话，并说他就算在直播中也一定愿意这么做。
他认识那个人，是约翰逊总统的助理。
他接了电话，对方说：“沃尔特，总统几分钟前去世了，是心脏病。”就在这个时候广告播完了，他还在听电话，直播间摄像机上的红灯已经亮了。
全美国的电视观众都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侧身接电话的主持人。
现场的编导都崩溃了。
他继续听了两秒钟，然后对着电话说：“汤姆，等一下。”说完便转身向电视观众报道前总统约翰逊刚刚死于心脏病的消息，还说他正在向总统办公室了解更多的细节。在节目结束前，他把电话里得知的所有内容转告了观众，就像早已准备好的稿子一样完整。
但是，约翰逊总统生前自己打来电话对节目内容发牢骚，而且指名必须让他接的时候，他拒绝了。
“我们相信，总统的电话可能是对抗性的而不是来提供信息的。”他对可怜的总统秘书说。
四
他童年时曾去灌木丛打猎。
当他拾起那只依然活着的温热的小麻雀，看到它望着自己的眼睛时，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它甚至不责备我——只是对我感到失望。”
从那以后他再没有打过猎。
他在电影院里会为看到任何弱小的动物或者人受到伤害而热泪盈眶。这一点一直到老也没有改变。
有不少人问我：“他为什么被认为是最受美国人信任的人？”
我想，一部分原因是他是个凡人，他总是直接对人们说话，他从不惧怕他们，也不讨好他们，他只是像普通人一样说话。
美国建国200周年的时候，他做直播，面前摆好了著名作家为盛大的开幕式写好的词，可是随着红灯亮起，这一天的气氛感染了他，他没有念“早晨好，这里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他脱口而出的是“起来吧，起来吧，今天是你的生日”。制片人快晕过去了，可是那些还在自己的卧室里睡眼惺忪的人听了都开怀一笑，然后去叼自己的牙刷。
他对宇航的狂热和了解足以让他在电视上连续3个小时单独作技术分析，“阿波罗11号”发射的那一刻，他说自己准备的东西和宇航局一样多。
但那一刻，他只说了两个单词：“去吧，孩子。”
人们信任一个人，是因为他与自己有了共鸣。
肯尼迪遇刺时，他是第一个报道此事的主播。
“中部标准时间——半小时前（停顿）肯尼迪总统于凌晨一时死亡（停顿）……”
他卡住了，做了两次深呼吸，平静下来，这是他唯一一次在电视上难以自制地哽咽。
他连播6个小时后，回到办公室想给妻子打电话，但是有人打电话进来了，是个自称住在花园大道的女人。
“是‘哥广’吗？我要投诉，你们在这时候让那个克朗凯特播音，我们都知道他恨肯尼迪，他流的都是假惺惺的鳄鱼泪。”
他说：“你现在正在跟克朗凯特通话，你是个白痴，夫人。”
五
他一直恪守自己的信条——“不偏不倚的立场”，以致他的同事抱怨他“过于谨小慎微了”，他的老板希望他在晚间新闻的最后5分钟加上自己的评论，他拒绝了：“我做的不是社论，我做的是头条，最重要的是为电视观众提供真实客观的报道，如果我一会儿想不带偏见地报道，一会儿又就同一题目发表一篇立场鲜明的社论，观众会把整个广播业看做持偏见的行业。”他每天的结尾语都是“事实就是如此”，这也是他去世前最后一篇博客的标题。
当然，这样的报道方式往往不讨好。
在“越战”初期，保守派和政府的支持者们认为他站在狂热的不爱国的自由派一边，而学生和反战者给他贴上了“当权派的喉舌”的标签。
公司老总安排他与国防部长吃午饭，以缓和气氛。部长拿爱国主义来教育他。
他说：“爱国主义难道仅仅是毫无保留地赞同政府的每个举动？或者我们是不是能把爱国主义定义为有勇气宣扬并坚持一个人认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原则，而不论这些原则是否符合政府的意图？”
跟约翰逊总统一起吃晚饭时，他的幻灭感更强了。
约翰逊的双手在半空中做出有力的动作，说：“我要把我的军舰派到这儿，把我的飞机派到那儿，还要把我的部队派进去。”他浑身冰凉地想：“他的军舰，他的飞机，他的部队……”
不久后，春节攻势使局势变得更不明朗，他决定“拿民意测验中民众对我们的高度信任来冒一次险”，他去了越南。
他穿上战服的样子完全没有电影里的战地记者叼着雪茄的倜傥样儿，就像个老实的中国西部的农民大叔。他与士兵一起进入顺化，道路被伏兵封锁，最后他和12个装着陆战队员遗体的袋子一道乘直升机离开。美国军方的二号人物向他承认春节攻势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物力损失，而这时军方发言人仍在对外宣称只用增加几万人的军队就可以结束战事，他想“把这话说给那些躺在袋子里的士兵吧”。
回到美国后，他唯一一次在节目中发表明确的意见：“说我们陷入僵局似乎是唯一现实的，又是让人沮丧的结论。本记者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唯一合理的出路在于谈判……”
约翰逊总统的机要秘书回忆，当晚总统关掉电视机说“如果我失去克朗凯特，我就失去了大半个美国”。大卫·哈尔伯斯坦在《影响力之所在》中写道：“由电视主持人来宣布战争的结束，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六
在生活中他最爱的是赛车和航海，他是专业的赛车手。
新闻业让人的血液里充满着不可知的冒险与狂热，也许是这个行业自动选择了这样的人——他对“这广袤深色宇宙中的一点鲜艳”的蓝色星球有着永恒的好奇和敬意。
他爬过高山，越过峡谷，穿过大海，行走各处。
“最让人感到满足的，是在太阳落山之前，在一个无人的海湾抛锚，斟上一杯酒，舒舒服服地坐下，看鹅、鸭子和潜鸟滑向你，然后黑暗慢慢降临，万籁俱寂。”他说。
2009年7月17日，他去世，享年92岁。他曾一次次奋斗争取，现在，他享受这神圣的宁静。
（文 心摘自新浪网柴静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