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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银川增发至西安的一趟列车，女孩是由列车员领到卧铺铺位的。她的铺位在我的铺位对面，是2号下铺。1号、2号有两个中铺、上铺还空着。
女孩一过来，从她的脸蛋上，我便猜测她是垅源人。我去年去垅源时看到，孩子们的脸上都有红红的两坨。
女孩提着一个旅行包和一个不大的透明塑料袋，她将旅行包塞到铺下，塑料袋放在茶几上。可以看得到袋里有一只口杯、几个苹果，还有一个饭盒大小的漂亮的金属盒子。
车开了，女孩显得很兴奋，一会儿拉拉窗帘，一会儿用手擦擦车窗，一会儿又将脸贴到车窗上，张着嘴，似在不出声地叫唤什么。女孩一不小心将我的水杯碰倒了，吓得啊了一声，好在杯盖拧上了，女孩忙将杯子扶起，惊惶地望着我，脸色更红了。
我笑笑说：“没关系。你家是哪里的？”
女孩说：“南面垅源的。”
果真是垅源的。看来，又是一个辍学的孩子。
去年6月初，作协安排我们去垅源采风。大清早从银川出发，在车上颠簸了10多个小时。到垅源时，领队招呼汽车停下，我们看见一群10来岁的孩子站在路边，惊疑地望着我们。他们脸蛋上都有着红红的两坨，手里提着树条编织的筐子，筐子里盛着野菜，衣衫以及头上、脸上沾满了泥土，一个个神情木讷，看不出童年的欢乐。我们下了车，把带来的签字笔、铅笔、笔记本，还有糖果送给他们。他们无声地接过去，没有谁说谢谢，也没有谁露出笑意。领队问一个年纪稍大的女孩：“今天不是星期天，咋不去上学？”女孩说，不上了，大大打工去了，妈要种庄稼，她在家带弟弟。我问了那个年纪稍大点的男孩，回答也和女孩一样，我心中不由得一阵欷歔。
随后我们在路边用数码相机与几个孩子合影。上车后，我从屏幕中翻看那些合影时惊奇地发现，镜头中的孩子个个呈现出一种惊惧、局促的神态，脸上竟然找不到一丝笑容。如果我没记错，那天是6月2日。我不知道，对于刚刚过去的属于他们的节日，这群垅源孩子脑子里会是怎样的概念，他们知道同一片蓝天下的这个国度，城里的孩子都拥有怎样的节日吗？
我又问女孩：“多大了？”
女孩说：“15了。”
我说：“咋不上学呢？”
女孩说：“前年大大打窑被埋在土里了，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妈忙不过来，我就不上学了，在家里帮妈干活。”
“啥时出来打工的？”
“今年春上。妈说要挣钱给弟弟妹妹上学，舅给找的人家，我就来银川了。”
听了女孩的话，我心里生出几分苦涩。
说话间，我的手机响了，接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女孩见了，说：“叔，你这手机王奶奶家的叔叔也有，还能照相哩。王奶奶家还有个玉石做的电话，可好看哩。昨晚，王奶奶还让我给村长家打了个电话。”
我笑着说：“你小孩子家给村长打电话？有啥事？”
女孩憨笑一声，说：“家里没电话，打到村长家。”
我说：“都说啥？”
女孩说：“西安姑姑生孩子了，王奶奶让我去给姑姑看孩子，火车要经过村子后面，我告诉家里了。”
原来，女孩在银川当保姆，主人家在西安的女儿生养了，老太太让女孩去西安照看外孙，伺候女儿坐月子。
我说：“你们村子没有车站，你也下不去车呀。”
女孩指着车窗说：“不怕，从这儿能看到家。”
我笑了，觉得女孩单纯得可爱。
这时，列车减速了，窗外出现了一些建筑物，列车进站了。
女孩问：“叔是哪的？”
我说：“青铜峡的。下一站就是固原了。”
女孩说：“叔，不是的。要先过隧道，再经过我们那，前头才是固原呢。”
我笑着说：“你还知道得多。火车经过你们村子时，把你家指给叔叔看看。”
女孩摇摇头说：“叔，看不到我家，我家是窑洞，但能看到我家窑洞上面的沙枣树。”
说话间女孩站起来，两手压着车窗插销，试了试，那样子像是要开窗。这是由银川加发至西安的老式绿皮旅客列车。女孩力气不小，一用劲，把车窗提了起来。女孩要打开外面那层窗户时，上来一胖一瘦两个中年人，各背了一个包，瘦子还提了一个老大的食品袋。胖子把包扔在我头上的中铺上，瘦子不知这下铺是女孩的，把包放在女孩的下铺上，扫了女孩一眼，随手把食品袋咚地砸到茶几上。女孩被吓了一跳，赶紧拿了塑料袋，坐到过道上靠窗的小凳子上。胖子和瘦子就大大咧咧地霸占了女孩的铺位，接着就从食品袋里掏出几罐青岛啤酒、烧鸡、烤鱼、香肠和中华香烟，摆了一茶几，吵吵嚷嚷地喝开了。
从他俩的对话中，我知道胖子是主任，瘦子叫马秘书。
我对这两个人的行为很反感，但还是脸上强带着笑对瘦子说：“这下铺是女孩的，她有票。”
主任和马秘书显得很惊讶，转脸看了看女孩，神情很尴尬。
是啊，如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会相信，一个垅源的打工小女孩，会买一张卧铺下铺票。这么一想，不由得对女孩的东家更添了几分好感。但愿女孩到了西安，老太太的女儿也能像她母亲一样善待这孩子。
女孩浑然不觉我的心事，把塑料袋放到小茶几上，拿出那个盒子，不停地摩挲着，还不时举到鼻子前闻一闻。我想，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呢？首饰？现金？还是老太太带给外孙的礼物？我担心起来：要是贵重物品，她这么不知保护，说不定就惹贼了。
11点钟时，列车已过了同心地界，胖主任喝多了啤酒，起身去了厕所，马秘书靠在车厢壁上假寐。女孩乘机过去，打开了外面那扇车窗，头伸到窗外看着什么。塞上4月，天气还冷，一股冷风凉飕飕地灌了进来，马秘书一激灵，睁开眼来，两手护着没吃完的烧鸡恼火地说：“看啥？快关上！脏死了。”女孩又被吓得一哆嗦，想把窗子放下，却放不下来。马秘书火了，伸手咣当一声拉下外面的车窗，又气呼呼地咯噔一声把里面的车窗拉了下来，因用力过大，车窗锁片被震落在窗槽里。
女孩感到了马秘书的不悦，瑟缩地瞅瞅他，一句话也没敢说。她恓惶地回到过道上的小凳子前，抱着盒子坐下来，默默地对着面前的茶几发愣。我发现她的额头上已有了皱纹，那飘动的有些凌乱的头发，那身蓝色的旧衣衫，以及那种失却了天真无邪的眼神，令我心酸。这么小的年纪，便离别亲人，孤身来到陌生的城市打工，要饱尝多少酸甜苦辣。想必她此时已感到成年人的那种伤感、孤独了。
我想坐到她对面的小凳子上，和她再说些什么，这时来了个手提食品袋的年轻女子，坐到女孩对面的小凳子上，轻声地逗女孩说话。开始，女孩不言语，一会儿，女孩笑了起来，女子就拿出一块口香糖给女孩，女孩摇摇头没要。过了一会儿，女孩把盒子装进袋里，起身往车厢一头走去，刚走几步，又折回来，像是对女子说她去厕所，请女子帮她看管那个塑料袋。
女孩走后，我看见年轻女子迅速地掏出盒子，旁若无人地打开，手在盒子里扒拉几下，又迅即地盖上盒盖，将盒子装进塑料袋里，脸色显得很古怪。
女孩回来了，年轻女子又从自己袋子里拿出一根香肠给女孩，女孩还是摇着头不要。年轻女子就将香肠放在小茶几上，拍拍女孩的头，走了。
我对女孩说：“你盒子里的东西少了没？”
女孩没看，笑笑说：“没。”
我听了心中很是纳闷：那女子明明是小偷嘛。看来，女孩那盒子里装的不是贵重物品。
列车进入固原地界了，胖主任和马秘书也吃饱喝足了。胖主任上了中铺休息，马秘书则懒散地躺在女孩的下铺上，皱着眉头，像是在思考什么。
这时，女孩拿着盒子，从对面的座位摸摸索索地走到我身边来。她踮起一只脚，将整个身子都伏在茶几上，想打开车窗，可车窗怎么也提不起来。女孩急了，她那皲裂的脸蛋就更红了。马秘书听到了动静，睁眼瞪着女孩，他不明白女孩为啥要打开车窗，拉着脸说：“这么大的风沙，开窗干啥？有啥好看的！”
女孩赔着笑脸说：“叔，我家在前头，我想看看。”马秘书听了，厌烦地将头扭到一边。女孩便将哀求的目光投向我，说：“叔叔，给我开开窗子吧，我家就在这儿。”我听了，没顾马秘书的不悦，起身用力去提拉车窗，车窗还是纹丝不动。原来，刚才马秘书将车窗拉下时，将车窗锁片震落了，车窗死死地卡在铁槽里，打不开了。这时，车窗外出现一片村落，女孩更急了，一手拿着盒子，一手拍打着车窗，脸贴在玻璃上不停地喊着弟弟妹妹……列车轰轰隆隆地行驶着，女孩的喊声苍白而无力。我顺着车窗望去，在路基下，果真看到两个孩子并肩站在一起，个子都很矮。他们抬头望着火车，一齐举起手，扯起小小的喉咙拼命地尖声喊着什么。
隔壁3号卧铺的人听到女孩的喊声，说：“快过来，我把这边窗子打开。”女孩便抱着盒子，向3号卧铺跑。这时，意外发生了，女孩的腿绊到了卧铺角上，重重地摔了一跤，女孩惊叫了一声，手里的盒子飞了出去，里面散落出一团团核桃大小的白纸蛋蛋来。
女孩的嘴角磕破了，可她顾不上痛，飞快地爬起来，扑到车窗跟前，伸出头，招着手，喊：“等着，姐把东西撂给你们！”
车窗外，两个孩子许是看到了姐姐，跟着列车跑了起来。小男孩跌倒了，小女孩折回去，一手拉起小男孩，一手摇着。他们呼喊着，撵着列车。
女孩返回身，边哭边寻找着散落的纸蛋蛋。人们许是动了恻隐之心，包括胖主任、马秘书和乘务员都手忙脚乱地帮着女孩捡那些纸蛋蛋。一边捡，一边七嘴八舌地问：“里边是啥呀？是啥东西？”也就十几秒钟，那些跌落了的纸蛋蛋就又被装在缺了盖子的盒子里。女孩端着盒子，又扑到窗口，可是，这时列车已驶在了高架桥上，下面是十几米深、上百米宽的深沟，两边是陡直的沟崖，没有人行道，东西扔下去也没法子拿了。车窗外，两个撵着列车的孩子不得不停了下来，在沟崖边上摇着双手，跳着，喊着，渐渐地两个黑影越来越小，像是垅源上两个豆大的符号。望着沟崖上的弟弟妹妹，女孩抱着盒子伤心地哭了起来。列车员抚着女孩的头说：“莫哭，盒子里的东西是要给家里的吗？阿姨帮你想想办法。”说着，拿起一个纸蛋蛋，捏了捏，疑惑地问：“这是啥呀？”我听了，也过去拿起一个，感觉里面的东西硬硬的，细看，白纸上面还写着两个字：腰果。
顿时，我恍然大悟。大概是女孩昨晚通过村长家的电话告诉家里，她今天要去西安，让弟弟妹妹在这里等她，她要把王奶奶给她吃的好东西撂给弟弟妹妹吃。我端起盒子，果真，那一个个核桃大小的纸团上分别写着：巧克力、桂圆、开心果……
（成 盼摘自《作品》2009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