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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江流至沅陵，十分湍急，两岸的渡江船必须先向上游逆进约一华里，然后被急流冲下来，才能在对岸靠拢码头。1938年，日寇向内地步步紧逼，我们学院迁至沅陵对岸的荒坡老鸦溪，盖了一些临时性木屋上课。老鸦溪没有居民和商店，要采购什物必须渡江到沅陵城里去，但渡江是一场斗争，是畏途，且不无危险，故轻易不过江。
我患了脚疮，蔓延很厉害，不得不渡江到城里江苏医学院附属医院去诊治，每隔两三天便须去换一次药。江苏医学院从镇江迁来，同我们一样是逃难来的学府，医院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从江苏跟来的，同乡不少。门诊部的外科主任张医师与我院一个女同学梅子恋爱了，他们之间经常要交换书信或物品，托我带来带去最为快捷方便。梅子像姐姐一样待我，很和蔼，张医师又主治我的脚疮，我当然非常乐意做他们之间的青鸟。
顽固的脚疮数月不愈，我长期出入于门诊部。门诊部只有三四个护士，替我换药的也总是那一位护士小姐，像是固定的。日子一久，我渐渐注意到经常替我换药的她。她不说话，每次照样擦洗疮口、换新药、扎绷带，接着给别的病人换药去。我有时低声说谢谢，她没有反应，也许是没听见。她文静、内向，几乎总是低着头工作，头发有时覆过额头。她脸色有些苍白，但我感到很美，梨花不也是青白色的吗？自从学艺后我一度不喜欢桃花，认为桃花俗气。她微微有些露齿，我想到《浮生六记》中的芸娘也微露齿，我陶醉于她芸娘式的风貌。
星期日医院不开门诊，我一大早过江赶到门诊部，在门诊部与护士宿舍之间的街道上来回走，盼望她出门来。她果真一人出门了。我大胆追上去惴惴地问：“小姐，今天是否有门诊？”显然是多余的话，但她善意地答今天休息。我居然敢于抓紧千钧一发的时机问她尊姓，她说姓陈；再问她哪里人，她说南通人。不敢再问，推说因收不到江苏的家信才打听消息。于是我满足地、心怦怦跳着，在漫天大雾中渡江回老鸦溪去了。
本来可以向张医师打听关于这位陈姓护士的情况，但我绝对不敢，我太害羞了。有一次换药时，陈护士不在，由另一位护士给我换药。我问这位护士：“经常给我换药的那位南通的陈小姐叫什么名？”我托词有南通同乡有事转信。略一迟疑，她用钢笔在玻璃板上写了“陈克如”三个字。我回到学院，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寄给陈克如小姐。半个多世纪前的情书没有底稿，全篇只是介绍自己，表白自己的心，希望认识她，得到她的回音，别无任何奢望。没有一个爱字，也不理解什么是爱，只被难言的依恋欲望所驱使，渴望永远知道她的踪影。信发出后，天天等她的口信，回信不来，我也就不敢再去门诊部换药了，像罪犯不敢再露面。
战事紧迫，长沙大火，沅陵已非安身之地，学院决定迁去昆明。师生员工已分期分批包了车先到贵阳集中，再转昆明。我不想走，尽力争取最后一批走。最后一批的行期终于无情地到来，我仍未盼到陈克如小姐的回音。张医师交际广、门路多，他答应为我及同学子慕（梅子的同乡）两人找“黄鱼车”，就是由司机通融免费搭他的货车走，这样，我们自己便可领一笔学院配给的路费。我和子慕一直留到最后才离开沅陵。同学中只剩下我和子慕两人了，我忍不住向他吐露心底的秘密和痛苦，博得了他极大的同情和鼓励。
非离开沅陵不可的前夜，冒着狂风，子慕陪我在黑夜中渡过江，来到护士宿舍的大门口。我带了一幅自己最喜爱的水彩画，预备送给她做告别礼物。从门口进去是一条长长的幽暗过道，过道尽头有微弱的灯光。我让子慕在门外街角等我，自己悄悄摸进去，心怦怦地跳。灯下有人守着，像是传达人员，他问我找谁，我壮着胆子说找陈克如。他登上破旧的木头楼梯去，我于是又退到阴暗处看动静。楼梯咯吱咯吱地震动，有人大步下楼来，高呼：“谁找我？”是一个老太太的声音。我立即回头，拔腿逃出过道，到门外找到子慕。他迫切地问：“见到了吗？”我气喘得不能说话，一把拉着他就往江边跑，待上了渡船，才诉说那惊险的一幕。
翌晨大风雪，我和子慕爬上货车的车顶，紧裹着棉衣，在颠颠簸簸的山路中向贵阳方向驰去，开始感到已糜烂了的脚疮痛得厉害。几天共患难的旅程中，子慕一直和我谈论她，虽然他并未见过那位我心目中的洛神。在贵阳逗留的几个月，我天天离不开子慕，仿佛子慕就是她，也只能对子慕才能谈及她。离开沅陵前，我曾给陈克如寄去几封长信——渗着泪痕与血迹的信，并告以我不得不离开沅陵，同时附上我们学院在贵阳的临时通信地址。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不相识者的来信，教导我青年人做事要三思而行，说我喜爱的、经常给我换药的那位护士叫陈寿麟，南通人，21岁，叫我以后有信就寄给她，还祝我如愿。我和子慕研究，写信人大概就是陈克如，那位老太太，门诊部的护士长。我于是写信给比我大几岁的陈寿麟，称她姐姐，姐姐却始终未回信。
我们遇上了贵阳大轰炸，惨不忍睹。有一天我和子慕在瓦砾成堆的街头走，突然发现了门诊部的几位护士，她亦在其中，她们也迁来贵阳了！我悄悄告诉子慕这一惊心动魄的奇遇，我们立即远远地跟踪她们。见她们到一刻字摊上刻图章，我们随后也到这摊上假意说刻章，暗中查看刚才那几位刻章者的姓名，其中果然有陈寿麟，千真万确了。最后，一直跟到她们要进深巷中去了，我不敢进去，怕暴露，由子慕一人进去，他看准她们进入了毓秀里81号的住宅宿舍。我接着写信寄到本市毓秀里81号，心想也许从贵阳寄沅陵的信她并未收到。然而本市的信寄出多日，依旧音讯全无。
贵阳仍经常有轰炸，那次大轰炸太可怕了，全城人民皆是惊弓之鸟，每闻警报，人人便往城外逃命。我们宿舍在城边，我听到警报便往城里跑，跑到毓秀里的巷口，我想她亦将随人流经巷口奔出城去，但经过多次守候，每次等到城里人都跑光了，始终没见她出来。大概我到迟了，因听到警报，虽立即从宿舍奔去毓秀里，路途毕竟要跑一段时间。于是，不管有无警报，我清晨6点钟前便在毓秀里巷口对面的一家茶馆边等待，一直等到完全天黑，而且连续几天不间断地等，心想她总会有事偶然出门吧，然而再也没见她出现。我记得当时日记中记述了从清晨到黑夜巷口的空气如何在分分秒秒间递变。有一次，突然见到她的同事三四人一同出来了，我紧张极了，但其中没有她，她的同事们谈笑着用手指点我守候的方位，看来她们已发觉了，我也许早已成为她们心目中的傻子，谈话中的笑料。我不得不永远离开，不敢再企望见到她的面或她的倩影。但我终生对白衣护士存有敬爱之情，甚至对白色亦感到分外高洁、分外端庄、分外俏丽。
20世纪40年代我任重庆大学助教，因事去北碚，发现江苏医学院附属医院已迁至北碚，于是到传达室查看职工名牌，陈克如居然还在，但陈寿麟已不知去向。张医师和梅子结婚后早已离开门诊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杭州工作。我曾到杭州他们家做客，久别重逢，谈不尽的往事，未有闲暇向他们诉说这段沅陵苦恋的经过，不知张医师会不会记得陈寿麟其人，她今在人间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