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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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读者2014年

  赵明旭被眼前的情景深深吸引住了。

  大街上,走着一老一少两个进城务工的农民。那年轻的说:“爸,我来扛。”说着就去拿上岁数人肩上沉甸甸的蛇皮袋。父亲气喘吁吁地说:“别,你正长身子骨呢,当心压着。”那儿子说:“我都二十了,我行。”说着抢过蛇皮袋扛在肩上,迈着坚实的步子朝前走去。父亲不放心地追了过去,脸上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突然,父子俩走进了一个胡同,转瞬就不见了。赵明旭紧赶几步追到胡同口,迎面却走来医院的邵瑞主任。邵主任白净的脸上仿佛涂了一层秋后的霜,冰冷冰冷的。他脚步匆匆,在擦肩而过时,面无表情地说:“性命难保。”赵明旭听了一阵心悸,脊背发凉,赶忙转身去追邵主任。这时,他听到身后那个儿子哭着喊道:“爸,我才二十岁,我不想死呀!”

  他猛地回头一看,身后黑黑的,没有一个人……

  赵明旭拼命挣扎着睁开眼,屋里静静的,屋外沉沉的夜空中,悬着惨淡寂寥的几颗星星,月亮挤过窗帘的缝隙,投进一束早春冰冷的光。惊悸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之后,四肢像手擀面一样绵软无力,胸腔闷得要爆炸似的。

  他知道自己又做噩梦了。在那千奇百怪的梦里,别人的美满甜蜜,自己的苦难辛酸总是纠缠叠加在一起。

  两年前,儿子得了尿毒症,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小伙子,一下倒在了床上,靠每个星期两次的血液透析维持生命。他心力交瘁,近乎崩溃,不到半年时间,一头的乌发白了大半。

  儿子刚得病时,他领着儿子到各大医院求医问药。那天下午,他特地挑了病人最少的时候,慕名挂了邵瑞主任的门诊号——他可是远近闻名的肾病专家。然而门诊室外面仍排着看病的队伍,等了两个小时才轮到他。一进门,邵主任正趴在桌上写着什么,头也不抬地说:“坐下,先等等。”写完之后他抬起头,一脸倦容地把身子靠在藤椅的椅背上,轻轻用手按着颈椎,淡然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他把儿子的病历和各项检查报告递给了邵主任。邵主任看过之后淡然地说:“情况不好。”

  他的心咯噔一颤,血就往头上涌。可是他看邵主任脸上平静的神态,就像在说“早上多穿件衣裳”“出门骑车慢点”那么无关紧要的事。

  邵主任顺着思路继续说:“孩子的病情发展得很快,抓紧换肾,否则性命难保。”

  他知道全国每年等待换肾的病人成千上万,然而可供换肾的肾源却非常有限。他焦急地问:“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邵主任说得轻松缓慢却断然决绝。他最后的一点希望也破灭了。绝望中,他脱口而出:“你不是专家吗?”邵主任嘴角动了动,但没有笑,淡然地说:“专家也不是神仙,专家只治病,不保命。”

  就像一颗炸弹突然爆炸了,他猛地从椅子上蹦了起来,一拳砸在桌子上,大声地喊道:“这不行,那不行,要你们这些专家干什么!白拿钱,白吃饭?”

  当屋外的人们冲进屋里时,邵主任倦怠地倚坐在椅子上,一脸的无奈。而赵明旭竟像个孩子似的,蹲在地上绝望地号啕大哭。

  那以后,他丢弃了一切幻想,一门心思地给儿子寻找肾源。可一年快过去了,始终没有找到。曾经有过一次机会,可当那位病人去世后,家属又反悔了。消息传来,犹如一个从万丈悬崖沿着陡峭崖壁往上攀爬的人,当把手扣在最顶端的石头上,就要纵身一跃攀登上去的时候,那块石头松动了,只听轰的一声,他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那几天,他每个晚上都做着同一个梦:滚滚洪流中,就在他将抓住救生圈的那一刻,一个巨浪打来,把救生圈抛得远远的,接着一个大旋涡,将他吸入浑黄的水底……

  肾源像一个巨大的肥皂泡,五彩缤纷地在他眼前悠着晃着,只片刻便消散得杳无踪迹。儿子的病却一天天地加重,出现了心衰的症状,不得不又住进了医院。那天上午,儿子突然呼吸困难,他急忙找来医生。医生看了之后马上对护士长说:“赶快把病人送急救室,立刻给邵主任打电话。”护士长犹豫了一下,说:“邵主任,他……”

  赵明旭一看这阵势,头立刻大了,两只耳朵嗡嗡直响。他知道儿子危在旦夕,时间就是生命,见护士长还磨磨蹭蹭的,他语无伦次地大声喊道:“我儿子的命……救人……打电话……”

  他护送儿子进了急救室,焦急地在外面等待着。他把儿子生命的希望全压在了邵主任的身上,可邵主任却迟迟不见踪影。他一想到儿子艰难的呼吸,就仿佛自己的脖子上有根绳索被越勒越紧。就在他即将窒息的时候,电梯门打开了,邵主任匆匆走了出来。像是洪水蓄积了巨大的能量,而大堤轰然崩溃,他失控地喊道:“你上哪去了?你不知我儿子快不行了吗?你的医德、良心呢?”

  邵主任剜了他一眼,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悲哀。他迈着匆匆的脚步,边走边说:“刚才我不在医院,接到电话我以最快的速度赶来了。现在,我希望你能冷静点。”

  赵明旭怒气冲冲地说:“冷静?急救室里躺着的要是你儿子,你能冷静吗?”

  猛地,邵主任停下了脚步,一个转身,面对面地盯着他,苍白的脸颊剧烈地颤抖着,两只发红的眼睛喷着让人胆怯的怒火。赵明旭不禁有些心虚地往后退了一步。

  邵主任一字一句地说:“想救儿子吗?要想,冷静,闭嘴。”说完转身走进了急救室。

  抢救很成功。邵主任和护士长最后从急救室走出来。邵主任边走边摘帽子,脱白大褂,从他身边经过时,边走边扭头对他淡淡说了句:“幸运,这次算抢救过来了。”见他还想问什么,邵主任把手一扬:“你要是还有什么问题,去问护士,问主管医生。”说着把帽子和白大褂往护士长怀里一塞,头也不回地朝楼下跑去。他心想,医生的心真狠,全然不顾病人家属的感受。不就是占你几分钟的时间,问问儿子的病情吗?这么短的时间都等不了,还说一切为了病人、救死扶伤,骗鬼去吧。他越想越愤愤不平。可是他又能怎样呢,他知道,人们不信任医生,却又离不开他们。人都得经历生老病死,医院是人生命的最后驿站,医生是人生命的最高仲裁者。一想到这些,他的心中就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和无助。

  第二天中午吃完饭,他趴在儿子病床前刚刚迷糊了一会儿,手机就响了。一个女孩恬静的声音说:“是五十四床的家属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肾源了。”他不止一次接到这样的电话,已经会背下来她要说的话:请准备好购买肾源的二十万块钱,把钱打到指定的银行账号里……为了不影响儿子午睡,他强压住火,低声说:“你打错了,我们不需要。”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还是刚才的电话。他赶忙走出病房,关好房门,恼怒地吼道:“不要!不要!你们这些骗子,丧良心的,拿着这带血的钱你能睡着觉?”电话里传来女孩透着委屈的声音,“您怎么了?您搞错了,我这是护办室。”

  “啊?对不起,对不起……”他赶忙赔着不是。“那就做准备吧。”“准备什么?”“准备肾移植。”

  他的心忽悠一下好像被提了起来,身子轻得就像一片云,在空中翻飞飘舞。他几乎要喊出来——啊,儿子有救了。可是片刻后,他狂喜的心就静了下来,一定是护士搞错了,昨天在儿子被抢救过来后,他还问过肾源的事,主管医生用手推了推眼镜,无奈地摇了摇头。他紧紧地握着手机,反反复复地说:“真的吗?真的吗?”问别人,更像问自己。

  儿子的移植手术确定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筹措手术费——钱他早已向亲戚朋友借来存到银行里,而是四处打听,谁的手术做得好。他想在手术前给主刀的医生递个红包。人们都说,当然是邵主任的手术做得最好了,但邵主任人倔,红包肯定送不出去,到时再被他说几句,脸往哪搁呀。

  果然,医院确定邵主任给儿子做手术。他听了既高兴,又害怕。邵主任医术高,手术有保证,可他担心邵主任心存芥蒂,手术时稍有怠慢,儿子就毁了。这次儿子住院,刚开始他一直没露面,他担心邵主任认出他来。可前些日子妻子把腰扭伤了,不得已他才硬着头皮来医院陪护儿子。好在邵主任只是每周一上午来查房。每当这时,他就悄悄地躲开,在走廊里窥视着病房里的情况。

  可是那天对同屋病人的抢救还是把他揭穿了。当邵主任急匆匆走进病房时,正看见他给儿子换被罩。“你……”邵主任愣住了。他心里一惊,手一哆嗦,捏着的被子滑落到床上。

  邵主任疑惑的眼睛在他和儿子间逡巡。然而仅一瞬间,他就神情淡然地转过身,忙了起来。

  从那以后,他总感到邵主任查房时对儿子的检查和问诊懈怠了,像是敷衍了事。可让他具体指出哪不负责任,他又说不出来。儿子的手术日期一天天临近,他越加神不守舍,坐立不安。

  那天,他忧心忡忡地把儿子从病房推进了手术室。当主管医生告诉他手术挺成功时,他像一个嫌疑人听到了法官无罪释放的最后判决,终于长长出了口气。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杞人忧天,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他马上想到,应抓住这个机会,赶紧去谢谢邵主任,把关系缓和下来,儿子今后的治疗和康复还要靠他。他恨不得马上见到邵主任,可是他左等右等也没见邵主任来。一般情况下,主刀医生在手术之后都要到病房来看看术后病人的情况,可是邵主任手术后一直没露面,这有悖常规。

  还是出现了他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儿子术后排异反应特别强烈,发烧迟迟不退。尽管主管医生对他说,儿子的排异反应虽然强,但终究没超出正常的范围。可他感到心里更没底了,难道非要超出正常范围才算事?如果那样,儿子不就彻底地毁了吗?他赶忙去找邵主任,尽管害怕见到他,可为了儿子,他宁肯低三下四地去求他。可是去了几次都没找见他。他问其他的医生和护士,他们都说不知道。可从他们欲言又止的神态里,他觉得他们在隐瞒什么。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了出来——为了报复他,邵主任在给儿子做手术的时候做了手脚,抑或由于疏忽手术失败了,邵主任见事不好躲了起来……几番斟酌后,他决定去找院长。

  院长听后,脸色渐渐地凝重了,院长打电话把两位副主任和护士长叫到办公室。不想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排异反应因个体差异会有差别,情况还是在正常范围。他根本没听进去。他注意到一个关键点,那就是院长根本没有给邵主任打电话。是不是院长让他躲了起来?看来医院也是在官官相护。这么一想他的情绪又激动起来。他说:“你们说的我都不信,作为主刀的医生,姓邵的为啥不敢来见我?”

  倏地,一直坐在椅子上默不作声的护士长站了起来,满脸涨得通红。“你,你……”护士长的声音颤抖了,“你知道你儿子的肾是哪来的?是邵主任把他儿子的肾捐出来的。”

  抢救儿子的那天,邵主任是从事故现场赶回来的,他儿子死于一场交通事故。邵主任强忍着悲伤,把儿子的肾移植手术做完就病倒了。

  那天,他不知自己是怎么走出院长办公室的。

  三天之后儿子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普通病房,一个星期后儿子可以下床走路了。一年多没怎么撒过尿的儿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尿盆里痛痛快快地撒了一大泡尿。

  这些日子他几次去主任办公室找邵主任,可总见不着他。他向护士长打听邵主任家的住址,护士长告诉他,邵主任参加了支援边疆的医疗队,两天前就已经走了。他一听着急了,赶紧让护士长拨通邵主任的电话。电话通了,他拿在手里半天说不出话,刚一张嘴,声音就哽住了。“你是个好人,可你做事咋那么绝呀,连让我当面说一声对不起的机会都不给。”他竟像个孩子似的呜呜哭了。听筒里静静的,没有一丝声音。好一会儿,电话里传来邵主任的声音,依然是那么淡然平静:“我理解你,因为我们都是父亲。”

  回到家里的赵明旭还跟以前一样爱做梦,可他发现在梦里自己的身影渐渐模糊起来,而平时一些被他疏忽的人的面孔却越来越清晰,时常他能看见一些与己无关的别人家的事,别人的生活。

  (潘光贤摘自《光明日报》2014年8月1日,冯 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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