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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是见过张恨水的，当然是照片。一会儿是西装革履，风流倜傥，一会儿是中山装，熨熨帖帖，矜持庄重。但不知为何，我的眼睛总定格在他那身着青布衫的照片上，脑海里抹不去黄昏里他那飘忽的青布衫的影子。
他一生都是报人，又倾其一生，洋洋洒洒写下了三千万言。代表作有《啼笑因缘》《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八十一梦》等。
二
他随着“恨水”这个笔名声名远扬，然而，又随着“恨水”之名被人们搅得一头雾水。
有人说他爱慕冰心，追逐不成，故“恨水不成冰”。他活着时，就有人这么问过。印象里，他回答过两次——
一次是在1942年，他在重庆讲课。讲完课，就有一位学生站起来发问：“张先生，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您是不是与哪位小姐谈恋爱，不幸情场失意，所以才起名‘恨水’？”他背诵着李煜的《乌夜啼》，解释了一回。
另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一位名叫徐诏京的忘年之交拜望他。两人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聊着。突然，徐诏京忍不住将搁置心里的这段传言和心中的疑惑说了出来：“先生，您知道‘恨水不成冰’的传闻吗？有这回事吗？”恨水呵呵一笑，说：“那是牵强附会。你想想，那时候我一天要写五六千字的小说，还要给报纸发通讯，哪有工夫想到这上面去？再说，谢女士的书我也读过，人家是名门闺秀，我是百无一用卖文为生的人，压根儿就没有攀附之心！”
其实，他的这个带有凄怨色彩的名字是源于他的家境。他本是武门之后，童年、少年时代的他都是在衙门里长大的。他天资聪颖，小小年纪就博得了“神童”的美誉，少年不知愁滋味，他便由着性儿吟风弄月，其乐陶陶。然而就在十七岁那年，他正准备听从父亲的建议去日本留学，父亲却患上了一种叫“走黄疗”的急病，三天头上就过世了。在父亲弥留之际，他泣不成声地跪在父亲面前，保证“孝顺母亲，培养弟妹，尽一切力量支撑家庭”。他勇敢地挑起了一家生活的重担。
他饱尝到的是一个中兴家庭遽然破败的滋味，但他迷上了文学。青春的惆怅，伴随着叩响文学圣殿起始的艰辛，使他一生再也没有轻松过。开始写稿，他自然是愁肠百结，于是就起了个笔名“愁花恨水生”，其典出自南唐后主李煜的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常恨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后来，他截取“恨水”做笔名，原是想告诫自己，要珍惜时间。
三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那三次婚姻屡屡被人谈及。
是的，他有三位夫人，但在那个年代，也没什么奇怪。
他的第一位夫人名叫徐文淑，是他十八岁那年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的。见她时的感觉与他在书上看到的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的感受大相径庭，他伤心地落了泪。然而为了母亲，他还是与她拜了堂，了却了一位乡村寡妇的心愿，也完成了一个孝子的责任。
1924年，他到北京不久，便在《世界晚报》上连载长篇小说《春明外史》。这使他在文坛上声名鹊起，名噪京华。但由于他一人孤身在外，形单影只，远离家乡的忧愁、失败婚姻的阴影和一个才子的浪漫情怀，抑或还有同情，他从北平贫民习艺所领回了孤女胡秋霞。他调教着她，无依无靠的胡秋霞也找到了生活的依傍。他们的结合尽管缺少诗意，但也不乏真诚。抗战前，张恨水在南京与朋友创办《南京人报》时，胡秋霞爽快地拿出自己的首饰和私房钱；在他生病时，胡秋霞也倾其所有为他医治。但“错”就“错”在恨水心灵深处始终荡漾着一个爱情之梦。渐渐地，又由于秋霞的脾气，张恨水义无反顾地去寻觅最后的爱情驿站。
那年恨水三十五岁，而走入他情感生活的周南才十六岁。是恨水那名噪大江南北的小说《啼笑因缘》做的“媒”。两人见面，一见钟情。一辈子替人家儿女说相思的张恨水，心中终于充盈着寻找到知音的欢快，红袖添香的缠绵……经历过两次不美满婚姻的恨水，对爱情的那种执著可想而知……
与许多人不同的是，他并没有遗弃前两位夫人，而是与她们相伴了一辈子。生活好转后，他用稿费在北京购置了一座大小七间的四合院，使自己有了一个良好的写作环境，并用他那支笔养活了全家三十多口人。赡养母亲，照料夫人，供弟弟妹妹读书……他一生都想做一个完人——做儿子，做丈夫，做兄长，做父亲，他都尽到了责任与义务，哪怕牺牲自己。
从情感上说，他曾渴望红袖添香的柔情，却又涉足在传统的道德和责任的河流中；从性格上讲，他一生奉行君子不党，却又常常抨击时政；从事业上看，他一辈子都在做“新闻苦力”，却又创作出了浪漫的文字……面对误解，他只是淡淡地说：“真的说不假，假的说不真。”
四
他是一位有骨气、有良知的中国传统文人。
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骨气，使他后来在国家、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他创作了据说是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小说《大江东去》，写出了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八十一梦》和鼓励民族抗战的长篇小说《水浒新传》……甚至，他还直接发出了“国如用我何妨死”的呐喊，并摩拳擦掌地请缨抗日。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为了祖国，为了民族，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敢于冒着被日伪列上“黑名单”和上门纠缠的危险，毅然决然地挥洒出中国文人的民族气节！
五
纵观他的一生，我们当然会感觉到他的不幸：父亲突然病逝，使他失去了到日本留学的机会；生活的重压，让他放弃了刚到北京时想到北大求学的想法；做“新闻苦力”，又使他减少了精心打磨小说艺术的时间；他以小说自立于世，却又不幸地被蒙上“鸳鸯蝴蝶派”和黄色小说家的阴影；当他刚刚结束长达四十八年的报人生涯时，却在自己奋斗了一辈子的报纸上，读到了捏造罪名、几乎把他说成是国民党特务的文章；家乡土改，又使他抗战时期保存在老家白崖寨的十二箱书和手稿付之一炬；更重要的是，他的许多著作曾被当做“禁书”，打入了冷宫……生活的艰辛、情感的失意、世态的炎凉，他都饱尝到了。
但是，他又是幸运的：他从家乡天柱山下那个小山村一走出来，即在中国的新闻界找到了立足之地，在文学界创造出了奇迹，成了一代报坛巨匠、小说大师。凭借自己的稿费，他做到了在父亲临终时他保证做到的“养活一个大家”，尽到了孝道。而最最关键的是，他终于在人生的黄金季节，找到了停泊自己感情的港湾。
他于1967年的正月初七——那个“山雨”已来的日子辞世。据说，就在正月初六的早晨，他从孩子们拿给他的包着油条的传单上，看到了他的朋友老舍投湖自杀的消息。老舍曾称他是“国内唯一妇孺皆知的老作家”，是一位“最爱惜羽毛的人”。对于这样一位知己的含冤离世，他心中蕴藏着什么样的痛苦，我们现在已无法知道。只是在第二天的早晨，他起床穿衣，正要低头穿鞋时，倒在了床上……
一代文学奇才就这样溘然长逝。我发觉，他那飘忽的青布衫已经定格在中国文人的黄昏里，永远，永远。
（盛唐云驰摘自陕西人民出版社《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一书，李 晨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