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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家席慕德女士有一次搭计程车，车上正大放流行曲。她请司机将音量调低一点，司机说：“你不喜欢音乐吗？”席慕德说：“是啊，我不喜欢音乐。”
一位音乐家遇到这样的问题，真可谓啼笑皆非了。首先，音乐的种类很多，在台湾最具恶势力的一种，虽然也叫做音乐，却非顾曲周郎所愿聆听。其次，音乐之美并不取决于音量之高低。有些人听“音响”，其实是在玩机器，而非听音乐。计程车内的空间，闭塞而狭小，哪用如此锣鼓喧天！再次，音乐并非空气，不像呼吸那样分秒必需。难道每坐一次计程车，都要被强迫听一次音乐吗？其实，终日弦乐不辍的人，未必真正爱好音乐。
在台湾，到处都是“音乐”，到处都是“爱好音乐”的人。我最同情的，便是音乐界的朋友了。像波德莱尔一样，我不懂乐理，却爱音乐，并且自信有两只敏感的耳朵，对于不够格的音乐，称得上“疾恶如仇”。在台湾，每出一次门——有时甚至不出门——耳朵都要受一次罪。久而久之，几乎对一切音乐都心存恐惧。噪音宛如天罗地网，其中不少更以音乐为名。上帝造人，在自卫系统上颇不平衡：遇到不想看的东西，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但是遇到不想听的东西呢，却无法有效地塞耳。像我这种徒慕音乐的外行，都已觉得五音乱耳，无所逃遁，音乐家竟然还活得下去，真是奇迹。
凡我到过的地方，要数台湾的计程车最热闹了，两只音响喇叭，偏偏对准后座的乘客，真正是近在咫尺。以前我还强自忍住，心想又不在车上过一辈子，算了。最近，受了“拒吸二手烟”运动的鼓励，我也推行起“拒听二手曲”运动，干脆请司机关掉音乐。“二手曲”令人烦躁、分心、不能休息，而且妨碍乘客之间的对话以及乘客对司机的吩咐，也有拒听的必要。
在欧美与日本，计程车上大都不放音乐。火车上也是如此，只有西班牙是例外。我乘火车旅行过的国家，包括瑞典、丹麦、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火车上的扩音器只用来播报站名，与音乐无关。不知道什么缘故，台湾的火车上总爱供应音乐。时而国乐，时而西方的轻音乐，时而台湾特产的流行曲，像是一杯劣质的鸡尾酒。音量虽然不算喧吵，却也不让人耳根清净，使人无法安心睡觉或思考。
听说有一次夏志清和无名氏在“自强号”上交谈，夏志清嫌音乐扰人，请服务小姐调低音量。她正忙于他事，未加理会。夏志清受不了，就地朝她一跪，再次申请。音量终于调低，两位作家欣然重拾论题。但是不久音乐嘈嘈再起，夏志清对无名氏说：“这次轮到你去跪了。”
夏氏素来有奇行妙论，但是有没有奇到为音乐下跪，还值得怀疑。上述也许只是夸大之词，也许当时他只对服务小姐威胁说：“你再不关音乐，我就要向你下跪了。”不过音乐逼人之急，可以想见。其事未必可信，其情未必无稽。
台湾的火车上，一方面播放提示，请乘客约束自己的孩子，勿任其喧哗，另一方面却又不断自播音乐，实在矛盾。要是有人以为火车的乘客少不了音乐，那么为什么长途飞行的乘客，关在机舱内十几个小时，并不要求播放音乐呢？
要是有人以为我讨厌音乐，就大大误会了。相反，我是音乐的信徒，对音乐不但具有热情，更具有信仰与虔敬。国乐的清雅，西方古典乐的宏富，民谣的纯真，摇滚乐的奔放，爵士乐的即兴自如，南欧音乐的热烈，中东和印度音乐的迷幻，都能够令我感发兴起或辗转低回。惟其如此，我才主张要么不听音乐，要听，必须有一点诚意、敬意。要是在不当的场合滥用音乐，那不但是对音乐不敬，对不想听的人也是一种无礼。我觉得，如果是好音乐，无论是器乐还是声乐，都值得放下别的事情来，聚精会神地聆听。音乐有它本身的价值，对我们的心境、性情、品格能起正面的作用。但是今日社会的风气，却把音乐当做排遣无聊的玩物，其作用不会超过口香糖，不然便是把它当做烘托气氛、点缀热闹的装饰，其作用如同霓虹灯。
与音乐相对的不是寂静，而是噪音。敏锐的心灵欣赏音乐，更欣赏寂静。其实一个人要是不能享受寂静，恐怕也就享受不了音乐。我相信，凡是伟大的音乐，莫不令人感到无上的宁静。
寂静，是一切智慧的源泉。达摩面壁，面对的正是寂静的空无。一个人在寂静之际，其实面对的是自己，他不得不跟自己对话。那种绝境太可怕，非普通的心灵所能承担，因此他需要一点声响来排解恐惧。但是另一方面，聆听高妙或宏大的音乐，其实是面对一个伟大的灵魂，这境地同样不是普通人所能承担。因此他被迫在寂静与音乐之外另谋出路，那出路也叫做“音乐”，其实是一种介于音乐与噪音之间的东西，一种散漫而软弱的“时间”。
托马斯·曼在《魔山》里曾说：“音乐不但鼓动了时间，更鼓动我们以最精妙的方式去享受时间。”这当然是指精妙的音乐，因为精妙的音乐才能把时间安排得恰到好处，让我们恰如其分地去欣赏时间，以及时间形成的旋律与节奏。相反，软弱的音乐——就算它是音乐吧——不但懈怠了时间，也令我们懈怠了对时间的敏感。我是指台湾特产的一种流行歌曲，其为“音乐”，大多主题浅薄，词句幼稚，曲调平庸而轻率，形式上既无发展，也无高潮，只有得来现成的结论。
这样的歌曲竟然主宰了台湾社会的通俗文化生活，从电视的综艺节目到歌厅、酒馆的卡拉OK，提供了大众所谓的音乐，实在令人沮丧。俄国作曲家格林卡曾说过：“创造音乐的是整个民族，作曲家不过是将其谱出来而已。”什么样的民族创造什么样的音乐，果真如此，我们这个民族早该痛切反省了。
将近两千四百年前，柏拉图就在担心了。他说：“音乐与节拍使心灵与躯体优美而健康。不过呢，太多的音乐正如太多的运动，也有其危害。只做一位运动员可能沦为蛮人，只做一位乐师呢，也会‘软化得一无好处’。”他这番话未必全对，但是太多的音乐会造成危害，这一点却值得我们警惕。
在台湾，音乐被滥用，正如空气受污染，其害已经太深、太久了。
如果去餐馆赴宴，无论是与大众济济一堂，还是与知己另辟一室，大半都逃不过播放的音乐。严重的时候，众弦嘈杂，金鼓齐鸣，宾主也只好提高自己的嗓门慷慨叫阵，一顿饭下来，没有谁不声嘶力竭。有些餐厅或咖啡馆，还有电子琴现场演奏，其声呜呜然，起伏无定，回旋反复，没有棱角的一串串颤音，维持着一种廉价的塑胶音乐。若是不巧碰上喜宴，更有歌星之类在油嘴滑舌的司仪介绍之下，登台献唱。
走到街上呢，往往半条街都被私宅的婚宴或丧事所侵占，人声扰攘之上，免不了又是响彻邻里的音乐。有时在夜里，那音乐忽然破空而出，方圆几百米内的街坊市井便淹没于海啸一般的声浪中。各路音乐纠缠在一起，一会儿是流行曲，一会儿是布袋戏，一会儿又是西洋的轻音乐，似乎这都市已经到了世界末日，忽然堕入了噪音的地狱。
我们的生活真需要这么多“音乐”吗？终日在这一片泛滥无际的音波里载浮载沉，就能够证明我们是音乐普及的社会了吗？在一切艺术形式中，音乐是最能主宰“此刻”、最富侵略性的一种。不喜欢文学的人可以躲开书本，讨厌绘画的人可以背对画框，戏剧也不会拦在你的门口，逼你观看。唯独音乐什么也挡不住，像跨栏高手一样，能越过一切障碍来袭击、狙击你的耳朵，搅乱你的心神。
这样下去，至少有两个后果：其一是噪音、半噪音、准噪音会把我们的耳朵磨钝，害我们既听不见寂静，也听不见真正的音乐；其二就更严重了，寂静使我们思考，真正的音乐使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加倍敏锐，但是整天在轻率而散漫的音波里浮沉，呼吸与脉搏受制于繁芜的节奏，人就不能好好地思想。不能思想，不肯思想，不敢思想，正是我们文化生活的病根。
饶了我的耳朵吧，音乐！
（吴疏凡摘自京华出版社《幽默是水》一书，本刊有删节，喻 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