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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坛上，一个声音骤然响起，又倏地终止，像一道炫目而美丽的闪电划过天际。他太独特了，以至于连一帮惯会吃茶喝酒、种花养鸟练书法的文人也无可奈何地称他是“一个独行侠”。事实上也是这样。王小波在生前像大多数的先觉者一样，作品并不为主流话语圈所接纳，只是朋友们对他一直呵护有加，称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浪漫骑士”，现在我想借用司汤达的墓志铭来概括他多姿多彩的一生。
活 过
王小波出生于1952年，那时，正逢土改复查的初期。他的爸爸王方名是一个有名的逻辑学家。因解放初期毛泽东接见过他，所以运动开始他就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四川某地的极“左”问题，结果信未呈达，就被打成“反革命”，故老头儿给他的儿子取名为“小波”。
小时候，王小波和他哥哥常偷看爸爸柜子里的书。顺便说一句，那时政治气氛紧张，许多知识分子都把认为不合时宜的书锁了起来。他哥哥用的显然是火中取栗的办法，他对弟弟说：“你小，身体也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实际上，在揍王小波这个问题上，他爸爸显然没有讲“逻辑”，用王小波成年以后的话说，是“偷书出来两个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个人挨”。
长大后，他先是准备学化学，学得也不坏，老师讲的都能听懂，但化学得做实验，这就不是他的强项了。用移液管移液体，别人都用洗耳球吸液体，而他则用嘴吮。他也知道移液管不能用嘴吸，只是洗耳球经常找不着。吸氧气当然没什么不好，只是有一次，他竟然用嘴吸浓氨水。后来回忆起那感觉时，他说：“好像吸到了陈年的老尿罐里。”
后来改学数学。无论运算、推导，他都像闪电般快，只是结果不一定全对。同学们评价他说：“你做数学题像小日本一样疯狂。”
对王小波一生影响最大的可能是知青生活，他的几乎所有的小说都与“知青”有关，而杂文随笔更是处处留痕。他不遗余力地讽刺军代表，讽刺蒙昧、愚蠢、单调的知青生活以及造成这种生活的制度本身。
那时候没有书看，他就经常下棋。可奇怪的是他的棋艺非但不长，反而变庸。以至于后来，只要把“下棋”和“插队”两个词拉到一起，就会引起他生理上的反感。他说：“因为没事干而下棋，性质和手淫差不多。”生活条件也差，单说医疗卫生一项就令人啼笑皆非。那时，医院里没有大夫，真大夫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单留一些骡马队出身的假大夫。其他的手术不能做，只做阑尾手术，但光找阑尾就没有一次是在一小时之内找到的。后来，王小波在一篇文章里还给他们说“好话”：“虽然有些刀口偏左，有些刀口偏右，还有一些开在中央，但所有的刀口都开在了肚子上，这实属难能可贵。”
后来他参加了高考，告别了知青生涯。说起高考，他还有个笑话。当时考一门课程要背“十次路线斗争”，可他总是记不住错误一方的代表人物，他自嘲说：“我记不住错误路线代表人物的名字，这是因为我不想犯路线错误。”可问题是，既然想上大学，就得记住每次斗争的“左”和“右”。后来他整天默诵，总算把题里的“左”和“右”记住了，可生活中真正的“左”和“右”他却忘记了。在美国开车时，他老婆在旁边说“往左”“往右”，他马上想到了王明和陈独秀，弯却拐不过来，结果撞坏了保险杠。后来老婆改为揪耳朵，情况才稍微好转。
1984年，王小波去美国半工半读。留学回国后，王小波辞去了公职，以写作为生，直至1997年4月11日他突然逝世为止，他过的都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的生活。
爱 过
提起王小波和李银河的爱情，令许多人艳羡不已。尤其在一个爱情日益物质化、房子化、猪肉化的年代里，他们的爱情是那么纯洁浪漫，无言地嘲笑了一切市侩男女的精打细算。
李银河后来有一篇回忆文章，说“《绿毛水怪》是我和小波的媒人”。说的是王小波早期的一篇小说《绿毛水怪》的手稿，传到他们共同的一个朋友那里，虽然它还很幼稚，但是其中有些东西已深深地拨动了李银河的心弦。最奇怪的是小说中的一个细节，讲的是主人公爱看的一本书《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而且王小波借主人之口盛赞道：“我看了这本书，而且终生记住了它的前半部，我到现在还认为这是本最好的书，顶得上大部头的名著。”李银河在看到《绿毛水怪》之前，刚好看过这本书，而且感觉和王小波的竟然十分相似。她一直觉得这是她心底的一个秘密，谁知被人轻易戳穿！她不禁暗忖作者：这是一个和我心灵相通的人。我和这个人之间早晚会发生点什么事情。
他们的恋爱也非常具有戏剧性：在正式见面之前，李银河可能见过王小波，但印象不深，只是读过他的一些小说。有一次，王小波到李银河供职的《光明日报》编辑部去聊天，说了一会儿话，王小波大概觉得比较投机，就问李银河：“你有对象了没有？”李答：“没有。”“那你看我怎么样？”坦率得像一个玩过家家的儿童。
我们不知道李银河是怎么回答的，只知道当时双方按世俗的观念看差距很大。李是大报编辑，王可能还是一个工人。而且王方名当时还没有平反，全家挤住在教委大院角落的几间平房里。因此，李银河的母亲就有些反对。虽然老人家不喜欢“小白脸”，可王小波也黑得太离谱，用老人家自己的话说：“这孩子傻大黑粗的，看上去很怪。”
而正是这个黑咕隆咚的人却长着一颗睿智的脑袋，这一点，李银河深信不疑，这也是她顶住世俗压力，漠视传统偏见，坚定不渝地爱着王小波的内在原因。
1982年李银河去了美国，1984年王小波也去了。王小波没有奖学金，李银河的奖学金两个人用。开始王小波打了一段时间的工，后来，李银河就不让他打工了，理由是“我不忍心让那样一个智慧的头脑去干粗杂活”。而《黄金时代》正是在那时构思和写作的。据李银河的母亲回忆，李银河一回娘家，把包一放，就给王小波打电话：“小波，冰箱里有什么，你热着吃。”电话遥控安排吃饭，母亲就说她：“你以后买个大饼套在他脖子上，要不你回去他就饿死了！”可见李银河对王小波关怀备至。
偏偏天妒英才，王小波正当盛年却猝然撒手人寰。这对一个沉浸在爱的信念中的女子来说，我不知道意味着什么。1997年4月26日，遗体告别仪式后，人们扶着李银河，让她再看一眼心中的至爱。伏在王小波身上，李银河却颤抖着只会说出几句简单的话：“小波，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不说话？”泪水夺眶而出，滴在小波的脸上。
但她说：“从《绿毛水怪》开始，他拥有了我，我拥有了他。在他一生最重要的时间，他的爱都只给了我一个人。我这一生仅仅因为得到了他的爱就足够了……我不需要别的东西了。”
写 过
王小波一生致力于小说创作。主要作品包括《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等，其中《黄金时代》《未来时代》先后荣获台湾《联合报》系第13届、第16届中篇小说大奖。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小波开辟了杂文随笔写作的新领域。这些文字从社会文化批判到伦理道德论争，从写作艺术到文学评论，从日常住行到大众传媒……无不倾注着他一颗思虑深沉、幽默独特的心。
他反对愚昧，提倡启蒙。他说，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所以，他不遗余力地讽刺传统知识分子，说他们有两件事做，一是创造精神财富，二是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
他认为在一切领域里，思索真理是最快乐的事。假设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发现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发现了终极真理，从此，根绝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那么他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他鼓励知识分子成为“思维的精英”，他鼓吹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
在他在世的年月里，一些人攻击“格调低下”，提倡“伟大、高雅”正欢。可他说，假设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脑子挖出来扔掉，换上他的，我决不肯……更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假如我全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而我总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一个鸡窝。
总之，这个人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一生，在他有限的生命里，他像司汤达一样“活过，爱过，写过”，这就够了。
（周 浩摘自花城出版社《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一书，张 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