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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的一生体现着佛经里讲的五个字，并可用之加以表述。佛经认为人的一生贯穿着五个字。
第一个字是“命”，你必须认命，比如说你生在哪一种家庭、你长成什么样，你没法选择。你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和你生在一个大富豪家庭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是命运，你不能选择。
第二个字呢，我觉得就是“运”，“时来运转”的“运”。如果说“命”是注定的、不动的，而“运”则是动的。我常常觉得自己有很多时来运转的时候，也有很多运气很糟糕的时候。好多时候，你觉得你没有做什么，可就是发生了某种“运”。比如当时我们刚大学毕业，办了一本刊物《当代英雄》。为此，1958年反右已经快结束了，我还是被补进去，划成了极右派。我因此离开学术界二十多年。后来我搞比较文学，也真是时来运转。那是1981年，我都已经50岁了。也是非常偶然的，我不知道怎么被选去哈佛了。而且，不单是在哈佛访学一年，当时伯克利大学有人来哈佛开会，看见我，就邀请我到他那儿做两年的特约研究员。我完全没有想到！伯克利和哈佛都是很好的学校。后来，我就相信这个“运”。“运”没有来的时候，强求也没有用。当运气很坏的时候，你不要着急；运气很好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第三个字是“德”，就是道德的“德”，道德是任何时候都要“修”的。孔夫子讲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如果你不讲“德”、不讲“学”的话，那就是非常大的忧患。无论在什么意义上，我总觉得自己要做个好人。我觉得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般的老百姓也不一定就非要望子成龙，可是他希望孩子做个好人。在我最困难、最委屈、最想不通的时候，我觉得有两句话是我生活的支柱，那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虽然任何权利都被剥夺了，但我还可以做一个好人。我在乡下被监督劳动时，正是大饥饿的年代，领导要求我创造一个奇迹，要把四只小猪，在不喂粮食的条件下，养肥了给大家过年。就这个任务，当时我很着急，每天让猪漫山遍野在地里拱食，到处给它们打猪草。后来我把那些猪养得还可以，虽然不算肥，但是大家过年的时候都吃得挺高兴，我觉得也很好。所以不管怎么样，就算在很困难的环境里，也要独善其身，竭尽全力，做个好人。所以老乡都很喜欢我。当时我住的那一家，老大爷是个放羊的，他去放羊的时候，捡到一个核桃、半颗花生什么的，都带回来给我吃。那位大娘养鸡，除了上交定额的鸡蛋外，总还能剩下几个。我们3个人，几乎每隔几个月都会吃到一次“鸡蛋宴”，3个人吃8个鸡蛋！那时候，如果没有“穷则独善其身”的信念，就会觉得日子没法过下去。
第四个字是“知”，知识的“知”。“知”是你自己求的，就是说你要有知识，要有智慧。这一点，我觉得我也一直没有放弃。即使在放猪的时候，我也一边放，一边念念英文单词什么的，没有把英语基础全丢掉。我原来喜欢外国文学，特别是屠格涅夫等作家的俄国小说。他们写的革命女性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另外，我也很喜欢中国的古诗词。我很奇怪，一方面我欣赏那种特别进取的东西，像我喜欢的俄罗斯文学都是如此，立志要为大众做一点事；可另一方面，中国的诗词，特别是元曲里那些比较消极的东西对我的影响也很大。这些“知识”对我以后走上比较文学的道路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了解一点西方，又知道一点中国，然后又运气好，到了哈佛大学，接触了比较文学学科。所以这个“知”对人很重要，有时也会决定人的一生。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知识领域，没有看过相关的书，你根本不接触它们，那就不可能向某方面发展，你这个人就会很闭塞，可供你选择的道路也会很少。
第五个字是“行”，上面谈到的一切，最后要落实到行动。这个“行”其实是一种选择，就是面临一个个关口的时候，你怎么选择。人所面临的选择往往是很纷繁的，也有很多偶然性。即便前面四个字你都做得很好，可是这最后一步，当你跨出去的时候，你走岔了，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了；或者你这一步走慢了、走快了，你照样还是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我觉得我自己遇到很多这样的关口，例如那时到苏联去开会，那里的领导挽留我，告诉我我可以到莫斯科大学留学，兼做国外学生工作，但是我还是决定回北大。后来季羡林先生给我的一本书写序的时候，说，乐黛云这个选择是对的，也可能中国失掉了一个女性外交官，但中国有了一个很有才华的比较文学开拓者。这就是说选择很重要，人的一生，有时选择对了，有时选择错了。选择对了，运气不来也不行。记得我大学毕业时，彭真市长调我去做秘书，我选择不去，但也由不得我！没想到一来二去，竟把我的档案弄丢了，我也不想去找，后来也就不了了之。这样，我还是留在北大。这就是选择和命运的结合。
总之，命、运、德、知、行，这五个字支配了我的一生。
（偶 然摘自大家报刊网，阎广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