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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山西汾阳是一个县城，地方不大，农业气息很重。每到夏天，我都要帮村里的同学收麦子。
人在这时候显得异常渺小，在麦浪的包围中，远远望去，任何人都只是小小的一个黑点。日落时分，努力直起弯曲太久的腰，一边抹着汗，一边把目光投向远处。远处的逆光中，柴油机厂的烟囱正高傲地冒着白烟。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人们都争着进工厂当工人。
“修理地球”真苦，这是肺腑之言。那时候，工人虽然也是劳动者，却是和机器打交道，有技术，吃供应，有劳保，还是“领导阶级”。
县里工厂不多，那时候三四百人的柴油机厂、一两百人的机械厂已经算是大厂了。20世纪70年代末，县城里谁家的孩子能进到工厂里工作，对全家来说都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每月有稳定的工资，意味着暑期会发茶叶、白糖，冬天会有烤火费，也意味着家里人可以去工厂的浴室洗澡，每个月还发若干双手套和几条肥皂。而我们这些孩子，也可以拿着过期的票，跟着哥哥或姐姐混进职工俱乐部去看《佐罗》。虽然工人也有上夜班的辛苦，但早上回家时可以顺手扯一些棉纱，放在自行车坐垫下用来擦自行车，可以顺手为家里磨几个不锈钢把手，或者打一把菜刀，为自家的电表顺一卷儿保险丝回来。
“以厂为家”的观念让大家变得公私不分，人们也乐在其中。厂里的福利房，将来铁定不变的退休金，这不只是物质好处，还是一个阶级的内心骄傲。
但，这个世界有什么是铁定不变的呢？
我有几个同学在高二那年，因为县柴油机厂招工，都辍学离开学校，进工厂当了工人。那是80年代，一个学生能够早日走入社会，挣一份稳定的工资，能够进到围墙里头，在有灯光篮球场的柴油机厂上班，真让无数同学羡慕。但到了90年代中期，我还在北京读书的时候，突然我的这些同学都下岗了。工厂在转制，停工了，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的他们拿着一两百块钱的低保流落社会，变成有浑身力气但无事可做的人。
我自己没有在工厂生活过一天，也没有在体制里讨过饭吃，但这种国有工厂凋敝所带来的影响，工人从一个社会的领导阶级被边缘化到了四处打散工的境地，这种心理的落差我完全能够理解。那个时候，从工厂下岗的同学对我说：“我们的境遇还不如农民，农民还有土地，有一年四季的收获，播种时有收获的希望。”危机之中的工人，或许真的就像《国际歌》里面唱的：我们一无所有。
我从事的这个行业，最早出现在银幕上的人物是劳动者。这是一个双重的伟大传统。一方面，电影开端于纪录美学；另一方面，人类第一次用电影摄影机面对我们真实的生存世界时，就把焦点对准了工人，对准了普通劳动者。
2000年前后，我特别想拍一部关于国有工厂、关于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关于转型之中有关工人处境的电影。我写了一个剧本，名字就叫“工厂的大门”。这个剧本写两个年轻人，同一年入厂，在同一个师傅手下干活，同一年成为劳模，也同一年恋爱，几乎前后生子，但也同一年下岗，同一年在宿舍里面无所事事、打麻将、酗酒。孩子渐渐地大了，两个家庭决定一起去做生意。他们在市场里面摆了一个服装摊，一起早出晚归经营这个小小的生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钱的问题，两个原本和睦的家庭开始有了猜忌。剧本写完之后，我得意了几天。但是冷静一想，觉得这部电影的主题，除了社会层面的问题，诸如工人生活困顿之外，还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吗？我觉得工人这样的群体，他们在体制里面的生存经验一定会有更多的可能性。这个剧本被我锁在抽屉里，一直没有拿出来。
2006年底，有一天新闻里讲：成都有一家拥有3万工人、10万家属的工厂“成发集团”（又名“420厂”），将土地转让给了“华润置地”，一年之后，整座承载了3万职工、10万家属生活记忆的工厂将会像弹烟灰一样，灰飞烟灭，而一座现代化的楼盘将拔地而起。从国有保密工厂到商业楼盘的巨大变迁，呈现出了土地的命运，而无数工人生生死死、起起落落的记忆呢？这些记忆将于何处安放呢？
这条新闻提示了我，新中国50年的工业记忆需要我们去面对。曾经为了让国家富强、个人幸福而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但50年来我们为这个试验而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那些最终告别工厂、孑然一身、又要重新寻找自我的无数个个体，浮现在这条新闻背后。我一下子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寓言。从土地的变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集体到个人，这是一个关于体制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全体中国人集体记忆的故事。我毫不犹豫地去了成都，徘徊在这家工厂周围，决定拍摄一部新的电影。
到了工厂所在地草桥子，在420厂边徘徊的时候，我看不到任何的惊心动魄。在冰冷的水泥筑就的二环路旁边，一边是围墙里面依然需要检查工作证才能出入的厂区，另一边却是世俗的场景。一排排6层居民楼构成的工人宿舍区里人来人往，灰色的6层楼下面都是改建的小商铺。到下午3点以后，阳光渐渐变得温和，宿舍区宽阔的街道上人头攒动，那些40多岁不算老也不算年轻的人，和那些满头白发的老人混杂在一起，坐在路边开始打麻将，仿佛周围发生的一切都与他们无关。这些曾经握着螺丝刀的手，这些曾经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车床的眼睛，这些曾经出入于图书馆、实验室的身影，如今聚集街头，呼啸牌场。
我在这里面穿行，像穿行在一个静止的世界。不远处的市中心灯火辉煌，各种各样的品牌店拔地而起，而在宿舍区，这里牌桌上的输赢只在几块钱。当夜幕降临，人们各自回到家，我想这块安静的社区里面又埋藏了多少的不平静。
我决定拍一部纪录片，去接近这些师傅的生活，去了解他们埋藏在内心深处的话语。在《成都商报》的帮助下，我们连登了几天广告，寻找愿意讲述工厂经验的工人。某一个下午，我自己去接热线，当约定的时间到来的时候，那几部红色的电话机突然铃声四起，我在慌乱中一个个地接起。很多电话刚刚接通，那边没说几句话已经哽咽不止。听筒这边，我分明还能听到对方是在一个寂静的房子里面讲话。我能够想象，或许他的爱人正在外面打麻将，或许他的儿女这时候正在课堂上为高考拼搏。而他——一个孤独的中年人，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拿起电话拨某个号码的时候，才愿意讲述他长久以来不能说出的心事。
这些工人师傅和更多的中国工人一样，他们离开工厂，但还有一个家庭可以接纳他们。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面都尽量地维护家庭的快乐，特别是在年幼的孩子面前，他们从来没有眉头紧锁，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焦虑跟夜不能寐的压力变成一种家庭气氛。每一个家庭还都有餐桌边的欢声笑语，人们在议论电视剧的情节中度过一个又一个平静的日子。而在无人的时刻，他们有了眼泪，他们有了无法说下去的故事。我迅速地登记好了这些想要讲述的工人师傅的名字和联系方法，然后开始了采访。
进入工人师傅的家，仿佛回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几乎所有家的装修都是一致的：黝黑的水泥地，黄色的双人床，立柜，沙发，墙上交叉挂着的羽毛球拍和钉子上挂着的洁白的羽毛球……几乎所有的物品都停留在80年代，唯一能够提示当代气息的是孩子们的相片——那些穿着耐克、染着黄头发的工人师傅的下一代，他们在照片中冲着我们微笑，无忧无虑。
当摄影机面对这些工人师傅的时候，往往他们激情澎湃地讲述的都是关于别人的事。我不停地追问：“您自己那个时候在做什么？”几乎所有的工人师傅都说：“你不要问我的故事，我的生活很平淡，没有故事。”50多年的集体生活对一个人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更改。在过去，每个工人都认为自己处在集体里面，是这个集体的一部分，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今天，当他们再也不用与其他几千、几万工友穿着同一款工装，在同一个时间拥进厂门的时候，当他们坐在各自的客厅里，讲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这是一些活生生的个体。但是把话题带入个人的讲述，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它让我知道，过去的体制生活是多么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每一次访谈将要结束的时候，都伴随着很长时间的沉默。我一直在想：在这些工人师傅讲述之余，在他们停下来不说话的时候，又有多少惊心动魄的记忆隐没于沉默之中，那些沉默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小 吉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二十四城记——中国工人访谈录》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