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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知道我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因为相对于二十来年的记者生涯，它太短了，仅一年。
可我经常怀念那一年。
1983年，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我，被分配在市里的一所中学教初一的语文，还兼着班主任。
生性率直的我，感觉这个不苟言笑的职业太痛苦了。初来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更让我手足无措。
那个时候，校方规定学生一律不得穿牛仔裤上学。每天早晨，校门口就守着几位拿着小本子的值日生，将穿牛仔裤的学生拦住，劝他们回家换服装。有一天，值日生将穿着牛仔裤的我拦住，问我是高中部哪个班级的学生。恰好有个老师经过，给我解了围。她一边陪我上楼，一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老师应该给学生做表率，你看看，全校的老师没有一个穿牛仔裤的。”
第二天，我就换了一条黑裙子，是女老师常选择的那种。黑色常常代表庄重。穿了裙子的我又在走廊上被老校长叫住了，他和蔼地提醒我，是不是把披在肩上的长发扎起来，因为校方也要求女生不能留披肩发的。还说，有个班主任反映，她班上有个女生不肯剪去长发，并振振有词地辩解“范老师也是这个发型”。
我一听，也觉得事情严重了。我仔细地留意了一下女老师们的发型，她们的头发都像是同一个理发师修剪的，短发齐耳，唯一的装饰品也仅是一枚细细的黑色的发夹。
在大家的劝说下，我下课后就走进了学校附近的一家理发店。
理发师是个胖胖的妇女，她用手托起我长长的黑发，有些不忍地举起了剪子：“你可考虑好，这一剪子下去，就像脑袋掉在地上，再也接不起来了！”
我咬咬牙没有吭气，只听剪子在我的脖子后面连续发出冷冷的“咔嚓”声。女理发师从镜子里发现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以为剪到了我的头皮，后来她理解了我的疼从何而来。从小到大，我都梳着清汤挂面似的长发，上面也曾留下姥姥手的温度，此刻，它们一起飘落在地。
老校长再次碰见我，很满意地夸道：“好！”我的目光凝视着操场上的一排绿化树，它们被修理得整整齐齐，宛若一个笼里蒸出的圆润的大馒头。
剪了短发的我，在同行眼里仍然不像个老师。至于老师应该是个什么样儿，他们也说不太清楚。
有一天，我正在教室上课，叫起一位同学回答问题，那位同学可能上课分心了，回答得南辕北辙，我忍不住想笑，但内心有个声音严肃地提示我：老师不能当着学生的面笑。可是他慌乱的第二次补答，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我实在憋不住了，放声笑起来，后来竟伏在讲台上直不起身。课堂当然是解了大禁，那个同学也和大家一起笑得前仰后合。这一切恰恰被在走廊上巡视的老校长看见。
自然，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他是个非常敬业的人，一生严谨，腰板挺直，灰白的头发纹丝不乱，藏蓝色中山装的领扣从来都是严严实实的。老人的心地也非常善良，只是常常出格的我，不能不让他伤心。这让我很过意不去，又奈何自己不得。
每天早晨，校园仅有的一个乒乓球台常常被高年级的学生霸占着，初一的学生只能眼巴巴地看他们打球。我想了一个主意，早晨早早地赶到学校，将自己的大包往乒乓球台上一撂，俗称“占台子”。胆子再大的学生也不敢和老师争桌子。于是，我们班的学生终于有了摸摸球拍的机会。
老是抢占乒乓球台，也不符合我常常给学生讲的机会均等的道理。后来，我鼓励大家跳绳。当长长的绳儿在空中划着优美的圆弧，荡起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时，我感觉自己正穿过长长的时空隧道，回到了欢乐的少年时代。生活的阴云也暂时一扫而空。
当我和学生在操场上游戏的时候，老师们在走廊上摇头叹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学校费了好大的劲才争来的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偏偏是仿佛永远长不大的我。
直到期终考试的时候，我们班优异的成绩才让大家放下心：还好，没有误人子弟。
而那一年，也发生了不少令我至今难忘的事情。
有一次，上课铃响了，我夹着课本进教室，发现室内乱成一锅粥：一个瘦高的男生把拖把当长剑，将同学们撵得像燕儿飞。平日他也令我有些头痛，不是上课打呼噜，就是将纸团冒充小白鼠塞进同学的衣领里，吓得同学哇哇大哭。
这一回，我不想再放过他。像老师惯常做的那样，我让他放学后请他的父亲到学校来。他一听请家长，倔强地昂起头说：“我没有父亲。”“那就叫你的母亲来。”我依然不饶他，他低下头不吭气，半晌，有个同学轻声地说：“老师，他也没有母亲。”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同学们仿佛是为我打气，纷纷举手说：“他还有个叔叔！”我终于可以下台了：“那好，让你叔叔来一趟。”
下午放学了，学校很快静如空巢。我独自留在办公室等他的家人。黄昏将临的时候，还未见他的人影，我准备收拾东西回家，正欲下楼的时候，却震惊地发现他背着一个老太太艰难地登上了办公室所在的四楼。
“她是我的奶奶。”他吃力地放下背上的老人后，抹着满头的汗水喃喃地介绍。我赶紧将老人扶到椅子上，递上了一杯热水。还未等我开口，老人就哭了，告诉我，他的父母在他刚学会说话时就离婚了，谁也不肯要他，他一直跟着叔叔和她过日子。他叔叔是习武之人，担心这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受人欺侮，便教他拳脚功夫。由于恨铁不成钢，他叔叔平日下手那个狠，谁见谁怕。如果让他叔叔知道了他在学校不听话，又难逃过一顿暴打。所以，奶奶代他叔叔来见老师。
我开始后悔自己让他请家长的轻率。老人说，他功课不行，但是孝顺老人在邻里是出了名的，他担心她这双小脚行走不便，先是用三轮车载她走，又硬要背着她上楼，也不怕人见了笑话。
那个黄昏，我们仨坐在办公室里聊起了家常，我也谈起了我的姥姥。后来，我们仨都流泪了。他更是哭得像个娃娃。
从那之后，他渐渐变了。虽然学习成绩还是不尽如人意，但上课的眼神却是专注的。我知道他在尽力。
那一年，我在学校过了第一个教师节，手里捧满了学生送给我的贺卡。那一天，也是个黄昏，围着我的同学渐渐散去，一直夹在人群中的他似乎正等待着这一刻。他腼腆地走近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炒黄豆塞到我的手里，然后飞快地跑了。
握着这把尚带有体温的黄豆，刹那间，我热泪盈眶！
这学年的最后一课结束了，当清理书本的时候，我发现书本里夹着一张纸条：亲爱的姐姐，我们都认为你的长发好看。署名是——全体同学。
就在新学年即将开始的时候，我接到了刚复刊的《武汉晚报》发来的录用通知，心里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办完调动手续的那天是个雨天，学生们正在上课，操场上空无一人。我撑着伞，缓缓向校门走去。突然楼上的走廊里传来一阵喧哗声，不少学生竟从教室里冲出来，纷纷跑下楼，向我奔过来。
我与其说感动，不如说被这一幕惊骇了，焦急地挥着双手大声地劝他们返回教室，他们不听。围住我的学生兴奋地告诉我，有个同学从教室敞开的后门那儿发现了我，率先跑了出来，于是我来学校的消息便传遍了整条走廊。
学生们的这种送行方式自然太出格，经我的央求还有校园门卫的干预，他们最终返回了教室。从教室传来了训斥声，我知道他们在这节课的命运。
当我跨出校门的时候，回身望见教学楼的阳台上站着一位老人，那是老校长。他的发丝愈发白了，但腰板还是那么硬朗。我猜想他一定看见了先前发生的那一幕，抱愧地欲向他解释，他摆摆手示意我不用解释，像个孩子似的向我顽皮地一笑，缓缓地做了个手势，好像在对我说什么。雨大，我没听清。
他大声地重复，我明白了，他说我的头发长长了。
多年之后，我看了法国影片《放牛班的春天》。影片讲述的是一位教师怎样用音乐的力量感化一群顽皮学生的故事。影片是在那个教师离开学校的时候结束的：他走出校门的那天，孩子们正在上课，当他怅然若失地提着那只简陋的皮箱拐过教学楼的时候，忽然有无数架纸飞机伴随着阵阵天籁般的歌声从窗口飞出。
我的眼睛和那位男教师一起湿润了。
（刘 薇摘自范春歌的博客，彭本浩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