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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设灵堂，不作告别，平淡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就是这平淡，才显出了隽永。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活在亲人们、朋友们、读者们心底的，才是真寿者。
静静地离去
丁聪先生去世的消息，毫不令我感到意外。他静静地躺在医院里已经一个多月了。十天前，丁太太打来电话，说这一次恐怕比较“麻烦”。我懂她的意思。多少回，他大难不死，虽有凶险，最终都化险为夷。但这次，他一直高烧不退，结果实难逆料。
丁先生和丁太太都是实实在在的人，从不愿麻烦别人，也从不肯做劳师动众的事情。丁太太说，如果丁先生这次在劫难逃，也不打算举行追悼会或遗体告别仪式。怀念他，就请好其书，好其画，从而想见其人。老朋友大多已届高龄，大热天往返劳顿，于生者有伤，于死者何益？一动不如一静，或可写一些文字，留下他生活的痕迹，留下一片情谊。至于一群不相干的人，行礼如仪，了无意趣。
人生如寄。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存留在这个世上的，不过是短暂的过客。谁都会有归去的时辰，即便现在烈火烹油，势焰熏天。就算留下一座巨大的坟茔，一处高耸的墓碑，甚至营造起宏伟的殿堂，也并不能为他的生命再添辉煌。我活过，我做了，我无愧——这就够了。这是人的睿智，也是经历了曲折人生的彻悟。
命运的捉弄
丁聪出生于画家之家。他从小喜欢画画，可是，父亲丁悚却坚决反对他走上绘画的道路。没想到父亲的坚决反对，反倒促成了丁聪学画的决心。
丁聪提着画笔走上了抗日的战场，提着画笔参加了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他甚至进了被通缉的黑名单，不得不逃亡到香港。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当他欢天喜地庆祝“解放”，热情洋溢地投入新社会的建设时，却忽然变成了“人民的敌人”，他被发往北大荒，丢下了结婚一年、刚刚生下“小小丁”的太太。他到老也不曾明白凭什么落下这个罪名，但是他不曾颓唐，他说：“我还是要画！”
戴在他头上的“右派”帽子摘掉了，他回到了北京。他满以为从此就“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但他很快发现，无形的帽子仍高悬在他头上。果然，一到“文革”，他又被一顿“横扫”，劳动改造去了。他在“干校”养猪，以为不再有重操画笔的希望。可他万万不曾料到，竟会有那一声惊雷，刺破长空。他终于放下了喂猪的料勺，又拿起了画笔。他还是要画，只要一息尚存。
犀利与宽厚
丁聪是和气人，平日里对人总是笑脸相迎，但骨子里却刚直不阿。
“反右”的时候，要他检举一位朋友的“反动言行”，他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落井下石，于是，他自己成了“右派”。“文革”之时，又有人强逼他交代一位朋友的“罪行”，并列举此人种种“劣迹”进行“诱导”。丁先生听后慢悠悠地说：“我同他相交那么多年，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居然一点也不告诉我。天底下竟有这么坏的人！”为此，他挨了一顿铁棍，被打得头破血流。在鼓励告密的年代，他仍坚守着做人的底线。
丁先生生命的最后两年，最遗憾也最痛苦的，是他已无法作画。常坐轮椅，反应也不如先前敏捷，但他谦和仁厚风趣之性不改。
每次见到他，都能感觉到他拳拳的情意，也总是叹息自己的无力，既不能缓解他的病痛，也不能给他什么宽慰。幸好我同他合作的全部作品四卷五册，已在他生前结集印出，书名都是他亲笔题写的。
开作品研讨会的那天，正值丁先生大病之后，他仍兴致不减地为每位到会的朋友在书上签名。丁聪先生的去世，使我背负了沉重的、无法偿还的感情债务。
（除 菲摘自《齐鲁晚报》2009年6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