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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前的盛夏，金城兰州槐荫蔽日。兰山脚下的火车站台上，泪眼迷离，充溢着离愁别绪。我透过车窗，望见南面山坡上一棵棵还未成材的树木，那是我们兰州大学的绿化基地。四年里，我们每年都要从红山根爬上去，为树苗松土、除草。
由此再上溯四年，那是一个初秋，天高云淡。我，一个湘中乡村长大的农家子弟，辗转了五十余小时，从兰州火车站出来，一路怯生生地打听，终于步行至盘旋路的兰大校园。
兰大对我一生言，是不可替代的。这不仅因为我把最美好的四年韶华留在了那里，还因为我的气质、我的品格、我处事阅世的方式、我求学为文的门径，都和兰大这所大学、兰州这座城市有着莫大的关系。
兰大，在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大学里，是最落寞、内敛的一所，或许也是最土气的一所。但她扎根黄河之畔、厚土之上，这块土地，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之一。兰大和兰大人，总把目光投向与我们这个民族生存关联度最高的区域，绝非偶然。且不说人文科学，就是兰大具有优势的一些理工科专业，如化工、核物理、冰川学，如沙漠、草原的研究，都是一些需要大拙才可能有大巧的专业，也是需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才能有所成就的专业。
说到兰州大学，不能不提到她所在的兰州。我在校时，曾有人说，兰大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老师流失严重，哪怕东迁到西安，在高教版图中的地位也会高得多。持此论者，其实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一所大学所在的地区固然重要，但绝非决定性因素，否则的话，东部随便一所高校，岂不是很容易超过兰大？兰大在兰州，固然有其短，但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
陇原，从来就不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但陇原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却是不可替代的。北部的蒙古高原、西南的青藏高原、东部的黄土高原，在此处汇合、挤压，留下了通往西北的狭长的河西走廊，这个走廊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命走廊。黄河在三大高原挤压的褶皱中，曲折流淌，终于在兰州突破重重关山，蜿蜒北上。从兰州开始，黄河流经的便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润泽河套，襟带秦晋，奔涌于中原，从齐鲁入海。说兰州是黄河所孕育的文明第一站，亦无不可。和中下游相比，此地或许环境过于恶劣，城池稍显窳陋，居民略输文采，但兰州以及陇原文化独特的气质，深深影响着兰州大学。大学，需要大师，需要大楼，但也需要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兰州的气质是悲凉、内敛而静穆的，她处于山河之间，静静地阅过千年的兴亡盛衰。她不张扬，不媚俗，她甘于寂寞，千年来，渗透到骨子里的悲凉修炼成兰州这份宠辱不惊的静穆。
我以为，在中国的名校里面，兰大的气质犹如兰州较之于其他大都市的气质。
1909年，先辈筚路蓝缕，创立这所学校于萃英门时，当时目之所及，不也是荒凉的黄河滩，以及黄河北岸更为荒凉的白塔山？
清末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内忧外患交迫，无数仁人志士在思索这个民族的前途，办现代实业、现代教育，成为席卷神州的热潮。处于苦寒之地的兰州亦有幸身被惠泽，我的湖湘先贤左宗棠驻节兰州，对此功不可没。左公虽逝，但改革的步伐没有停止。1905年朝廷下旨废科举，1909年用来开科取士的甘肃乡试贡院被改造为兰大的前身——甘肃法政学堂。据我所知，今日如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河南大学都是清末在贡院里兴办的。这种旧式贡院变成新式大学之举，正合“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意。有意思的是，当时各地兴办的学堂，许多都是培育法政人才的。这是中国两千年来人才培养的一种巨大变革。科举取士，所考的是经义礼法；法政学堂，培育的是通现代政治、法律的新人才。这种人才培育模式的转变，是中国必须从一个古老帝制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缩影。两年后，清室逊位，民国肇始，但旧王朝里所办的学堂却生机勃勃。一所大学比一个王朝的寿命要长，是历史的常态。这就是文明的伟大魅力，帝王将相成尘土，而文明的力量能穿越时空。
在困境中崛起，在孤苦中坚守，这似乎是兰大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经验。
抗战期间，半壁江山沦陷，兰州和重庆、昆明、成都一样，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一大批著名的高校和学界精英播迁于此。抗战胜利后，全国百废待兴，战火未熄，然兰州文风之盛，犹有余韵。这时候，兰大迎来了一个关键人物——校长辛树帜先生，他是湖南临澧人，算左公的同乡后辈。从他1946年任校长开始至1949年，短短的三年间，他聘请了董爽秋、程宇启、陈时伟、段子美、乔树民、盛彤笙、水天同、顾颉刚、沐元中、左宗杞、杨浪明、王德基、张德粹、张怀朴、闻人乾、张舜徽、史念海、杨英福、唐家琛、李德麟等一大批知名专家教授来兰大讲课，使兰大从偏处一隅的地方性高校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国立大学。
兰大在其发展的重要时刻，之所以能借“势”，关键是有一位目光远大、品行高洁而办事踏实的校长。上世纪50年代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原有的高等教育格局被打破，尽管兰大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如医学院被拆分，但江隆基先生从北大流放至此，执掌兰州大学，又使兰大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容纳了一大批知名学者，使其学术地位再上一层楼。一大批先生和江隆基一样，因被政治运动波及而从其他名校“放逐”到此地，陇原成为他们在人生最灰暗时期的栖身之地，真可谓“人生不幸兰大幸”。
刚烈的江先生在“文革”初期自戕，兰大亦成为“文革”的重灾区。“文革”结束，邓公复出，科教改革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兰大又迎来了一个兴盛期。其根本原因并非财力上得到极大的支持，而是兰大一大批被折腾、被耽误十年的专家学者，如枯木逢春，积蓄的学术激情在短时间内喷发，形成蔚为壮观的胜景。
我想彼时支撑兰大师生施教求学的，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在硬件不如人的条件下做出成就，更足以傲视他人。我毕业离校时，兰大学生的美誉度甚高，教育界有“兰大学生基本功扎实”之说。十六年过去了，检点自己以及熟悉校友的人生路，我对“基本功扎实”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以为，这种“基本功”，其一是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即学习的能力。就这点而言，兰大的学生不比别人差。我们刚毕业时，外语、计算机等“时髦”知识不如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毕业生，但在工作中这种缺陷能够较快得到弥补。其二是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度和认识水平。我们的同学中，大言炎炎者少，可看现实问题，能透过各种概念、名词缠绕的外表，直指其核心部位。其三是适应国情的能力，即吃得了苦，受得起委屈。
近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迅速，表现为招生数量成倍增长，高等教育经费也成倍增长。由于兰大所处的地理位置，她能得到的经费无法和兄弟院校相比，更由于改革的深入、人才流动的加快，教学科研人才远走高飞亦成为常态。有人说，兰大衰落了，你看看排名就知道。我以为这是皮相之论。每年各种高校排名无非是种游戏，不必太在意。大学之间的比较，也不在于短时间内建了什么大楼，高薪聘请了哪位知名学者。所谓“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衡量一所大学的成就，关键还是看其培养的人才。只要兰大的精神气质尚在，自然会形成一种不断弥补缺陷、不断培育新人的机制和文化。就如从萃英门到盘旋路，再到夏官营，兰大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在荒凉中开垦出一片绿洲，给世人一种惊喜。兰大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版图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亦将长期保持。
今日萃英山上，树苗尚未成林，但再过几十年后，我相信一定树木葱茏，萃英山将名副其实。只是，西北黄土坡上一棵树木的生长，其艰难的程度，远甚于植柳即活的江南。但越是在艰苦的地方成长的树木，其木质越坚硬细密，其生命力也更顽强，如大漠胡杨。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如此。有幸在兰大度过四载年华的我，以此自诩。我也相信，这四年所浸染的兰大气质，将深深地影响我这一生。
